必须直面并妥善处理政治与宗教之关系，这似乎是既往社会发展的历史惯例。其实，析而论之，政治的本质内涵应是为贯彻一定人群、集体或社会之共同的世界观而进行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活动.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天然便有双重身份—既与制度相联，是政治上层建筑;又是为政治上层建筑寻找思想理论根据，并以此影响其它意识形态，共同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思想上层建筑。所以，虽然政治与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但前者还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是执行社会共同政治理想，并受制度约束的;而后者只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二者彼此依傍，一个居先，一另一个便会为其所限。不过，政治的双重属性，使其能对宗教施加影响的机会似乎更多一些，但政治的主要作用还是要贯彻宗教思想精神。因为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必然对政治有所影响，政治所要实现的信仰之中，当然应该包括宗教理想。宗教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便天然具有易于被政治所利用的特点。然而，政治要获取的是现实价值和利益，而不是宗教之精神信仰的超现实价值追求。.所谓精神信仰，本质上是人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超现实追求，就是人的神意识的崇拜目标，是人的精神寄托，体现了人的精神企盼或对超现实至高境界和更美好理想的追求。所以精神信仰需求其实是人的本质特征性需求，是与生存需求相辅相成的高级生活需求。任何政治性活动，都想借精神信仰来乘势而上，因为精神信仰有被政治借用的条件‘这也即是说，.在政治优于宗教的社会时空，其眼里的宗教，主要是一个“用’一现实性和功能性都很强的工具。而且，这个“用”还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政治既视宗教为工具，则必然会想方设法以制度之力来控制作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以使之不危害于自己。所以，在宗教从不曾取得优势地位的中国社会，正是王权至上的政治在为宗教划定社会活动范围。处于其中的佛教、佛寺及其僧侣当然也不例外。

    初来中土之时，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统治者视佛教与方术无异‘然而佛教毕竟不是方术，而是拥有高妙而丰富的经典的宗教，故随着佛教在中国社会传播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上层统治者们渐渐认识到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佛教其实很有必要也很有可能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统治者以政治为利益出发点的对佛教既利用又限制的历史时代便开始了。此中，利用的关健是以之作为君权神授的天命媒介和用之作为导化黎庶的工具;限制的关键是视之为另类意识形态的生产机构和社会资源的侵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