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短星易，以正仲冬.七星毕见，举中宿言耳.举中宿，则余星可知.仁均专守晶中，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月令》仲冬“昏东壁中”，明晶中非为常准.若尧时星晶昏中，差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昏翼中，日应在东井.井极北，去人最近，故署.斗极南，去人最远，故寒.寒署易位，必不然矣.依《戊寅元历》岁差冬至点55.51年/度的速度移动则尧时冬至晶宿昏中，在尧前7000年前时，冬至日昏中星当在翼宿，冬至点当在井宿。按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点，冬天之所以寒冷，是由于太阳距离我们较远，因此冬天正午日影较长;反之夏天酷热，太阳距离我们较近，日影亦短。从黄赤道与28宿的相对位置判断，东井距离我们最近，因此太阳行至东井时应是夏天。现在根据岁差的推算，日在东井天气应暑而寒，与实际节令恰相反.
王氏根据实际经验来驳斥岁差所带来的荒谬，他论点的前提是黄道与赤道同28宿的相对位置永恒不变，他并没有理解岁差说的关键之处在于黄、赤二道的交点是在变动的。一行用简单的方法对此进行辩驳:
所谓岁差者，日与黄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踱大火之中，则春分黄道交于虚九，而南至之轨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若日在东井，扰去极最近，表影最短，则是分至常居其所，黄道不迁，日行不退，又安得谓之岁差乎?
一行解释岁差现象是赤道在黄道上退行的结果并不正确，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看应当是黄道在赤道上退行，所以一行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再者一行也不了解产生这种西退现象的真正原因。但在他的立场上，一行的岁差思想，无疑也是一种理论L的说明:即天为天岁为岁，恒星年与回归年长度不同，黄道在赤道上向西迁退，冬至点在黄赤交角24度的位置不变.
其次，一行设想了能使《尧典》四仲中星自洽的办法。
中国古代历法中对岁差的讨论是与《尚书·尧典》四仲中星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以岁差常数推测尧帝的历史年代.四仲中星的具体为: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晶，以正仲冬。
这条记录的含义为，在分至之时，分别在日落地平线后的一个时间里，正南方有特定的星宿升上子午线。其四星宿分别为鸟、大火、虚以及晶.观测的地理纬度、具体时间、都对中星观测产生影响，观测日期的一天误差，会造成年代确定上71年的误差，观测时间一小时的误差，更会使年代确定相差千余年，而地理纬度直接对日落时刻产生影响。据竺可祯研究m，如尧时冬至星晶昏中，则春分、夏至、秋分时鸟、火、虚三者皆不能昏中。《尧典》中日短星晶与其他三者的不能同时成立也已成为学界的通识。
对岁差现象的思考中，李淳风亦尝以这条记载的不能自洽为由攻击岁差的存在:“若冬至在晶中，则夏至秋分星火星虚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虚中，则冬至晶在巳正之东。互有盈缩，不足以为岁差证。”302
据《大衍历》所推，尧时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祖冲之《大明历》推算此时冬至毕宿2度昏中，春分翼7度昏中，接近晶、张二宿。但秋分室7度昏中，距虚30度，夏至斗7昏中，距大火亦约差30度。秋分与夏至的误差，祖冲之以置闰来解释。
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一行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今以四象分天，业正玄杆中，虚九度;东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鹑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晶七度.总昼夜刻以约周天，命距中星，则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东十八度;夏至之昏，东正在午西十八度，轨漏使然也，异距星直午正之东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后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进退，不逮午正间.
一行用三十六分太的岁差值根据开元冬至日在斗十一度推尧时冬至日在虚一度，又据冬至距中度82度推尧时冬至胃二昏中(胃宿共14度)，晶七距胃二适18度。同理，夏至唐历亢八昏中，上推尧时尾十度昏中，其时一行设定的东正大火房二距尾十适18度。
一行以四象分天解释《尧典》中星无疑是巧妙的。他设想的方法中，考虑了二分以及夏至和冬至不同的观测时间旧落始昏、大昏时刻不同)，在方法上似是合理的。但照一行的解释，则尧时先人不记昏中之星而去在冬至记录正南偏东18度之星，夏至又记正南偏西18度之星，无疑是舍近求远之举.况于“日短星晶”的重视，也是出于后人对古籍天象拟合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一行的方法仅仅是从解释的层面出发，是先验的，而非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3os
第三，一行对古籍天象记录的处理。
古人对岁差的认识是从比较历史上的天象记录来完成的，同理亦是沿着相同的方法来否认岁差的存在，这就使得对天象记录的选择以及对其的解读变得十分重要。
李淳风以《月令》所记载的中星应为各月中气天象，他将唐初太阳在各中气日踱度与之比较，多有吻合，以此质疑岁差的存在。一行指出《月令》所记天象实际发生在各节气之初，例如秦历孟春节气立春，日在营室5度，而《麟德历》以孟春中气启哲阳乃至营室。李淳风认为斗十三为冬至所在，自古不变。唐代惊蛰在室十三，如果按冬至在斗十三算，则惊蛰在室十五。《麟德历》以雨水为气首，孟春节气为雨水，惊蛰为孟春中气。李淳风的做法其实并不能说明岁差的不存在，只是协调了二十四气的起始位置，恰与《月令》的孟春日所在的记录相合。
对这一巧合的原因，一行从岁差的角度也给出了解释。按83.年差一度的岁差值计算，《月令》成书的战国后期距开元年前后将近千年，则日西退12度左右。《月令》书成之时日，孟春初气立春日在危十二前后，雨水日在室十前后。《月令》所记“孟寿乏月，日在营室”主要是对中气雨水而言的。唐开元年间，雨水日在危十五，惊蛰日在室十三，同《月令》正好相差一气。所以一行说“自秦初及今，又且千岁，节初之宿，皆当中气”。
一行引用了古籍中的多种记录，加以岁差来论证它们的合理。一行对历法的期望值是能够“有效于古，宜合于今”，这是制历人朴素而普遍的理想，也是验历的主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也就不存在诬天背经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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