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并州崇福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十五日，及入州见龙泉，次入崇福寺，巡礼佛殿，阁下诸院，皆铺设张列倾城人尽来巡礼。《往五台山行记》有:“三月十七日，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乾元长寿阁。”这里的河东城，杜斗城先生认为是“北都之东城”。但“东城”为何地?杜斗城先生并未做出明确说明。《元和郡县图志》载:“今太原有三城，府及晋阳县在西城，太原县在东城，汾水贯中城南流。”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看，杜斗城先生所说的河东城就是太原县。这一点在清代《太原县志》中的记载更为详细，“贞观十一年(637 >,长史李绩筑城于汾水东，遂置太原县于东城，武后时，崔神庆以二城隔汾水，乃于其间跨水联谍而成一城，天授元年置北都，太原、晋阳并为赤县。”
以上资料中所记载的崇福寺均是在府城之内，而太原县在当时也是太原府城的一部分，因为从《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原县志》的记载看，唐代并州治所虽在晋阳，但到武周时期，晋阳县和太原县己经是合为一处，而圆仁入唐是发生在唐文宗时期的事情，因此《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崇福寺也当为太原县崇福寺。而且唐代寿阳县距府城较远，又是唐代开元七年(719>才建，这与《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资料中的史实所不符。
综上所述，在《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往五台山行记》等资料中所记载的崇福寺为太原县的崇福寺无疑。从杜斗城和徐文明对并州部分高僧的列举看，他们所说的崇福寺就是指太原县的崇福寺。
有关太原崇福寺的建立时间争议较大，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其一，北齐时期建寺说。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嘉靖《太原县志》载:“崇福寺在太原县南五里安仁都，北齐天保二年僧永安建，唐大历二年修，会昌五年废，元至正初重修。”
其二，唐高宗时期建寺说。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是徐文明的《太原北崇福寺初考》，作者认为崇福寺即太原寺，建于咸亨元年(670>，是武则天为其母所建。
明嘉靖《太原县志》载:
崇福寺在县南五里安仁都，北齐天保二年(551 )僧永安建，唐大历二年修，会昌五年废，元至正初重建，经兵寻废。清乾隆《太原府志》中载:
崇福寺在县南五里安仁都，北齐天保二年(551 )僧永安建，唐大历二年修，会昌五年废，元至正初重建，经兵寻废。明洪武十年重建，并上生寺入焉。
嘉靖《太原县志》和乾隆《太原府志》中对崇福寺的记载虽略有差异，但对崇福寺立寺时间的记载均为北齐时期，而且对崇福寺沿革的叙述也基本一致。这两处记载的可信度较高。太原县是隋朝所置，为北齐时期的晋阳县，隋末移入州城，而北齐晋阳多佛寺在前文中己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到唐太宗贞观年间移入汾水之东。由此可见，太原县在太宗贞观年间发生过迁移。唐代太原县的迁移过程中，太原县崇福寺也随之迁到新城。
第二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关于太原县崇福寺是否就是太原寺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能证明。《佛祖统纪》中也仅有“以义师起于太原，立太原寺;诏并州立义兴寺，以族起义方之功。”这里的太原寺立于长安，有关并州存有太原寺的说法，也是学界一些人的推测，并未有直接的文献资料说明。这样看，并州太原寺改名崇福寺的说法也就值得怀疑。
其次，在《大正藏》中《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有“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大)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②的记载，从这段记载看，太原崇福寺在府城，而且至迟在高祖起义之时就己经存在。因此不空说的崇福寺很有可能就是北齐时期的崇福寺。
综上所述，崇福寺作为唐代并州佛教的象征，位于太原县，其始建年代在北齐时期的可能性最大。根据日本学者阿南史代的考察，今天崇福寺的寺院原址上空无一物，其大雄宝殿迁到天龙山风景区，成为奉圣寺的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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