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寺的时间分布看，汉代立寺2所，西晋立寺3所，北魏立寺5所，北齐(包括东魏)立寺16所，隋朝立寺6所，唐代立寺29所，其余36所佛寺所建时间不详，但在唐代的并州存在过，可见唐代并州的佛寺之多。在第一章中对隋代并州多佛寺有过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但表3-1的统计中隋代所存寺院仅存6所，这当与隋末唐初的战乱和唐代对佛寺的易名有一定的关系。到唐武宗以后，除安德寺外，并州新建佛寺的数量基本为零，这客观上说明了武宗灭佛对并州佛教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依据唐代并州的版图，从分布的地区看，唐代并州佛寺的分布是以太原县为中心，向四周递减，晋阳县作为并州的府城，其佛寺也应该是较多的。唐代并州下辖的十三县(芦山县不在统计之列)中，这97所佛寺中，太原县就存留有25所，榆次县有10所，交城有4所，太谷县有2所，寿阳县有12所，文水县有4所，阳曲县有7所，盂县佛寺在《大明一统志》中仅有1所，其余32所，所属具体区域不明，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僧传》看，这32所佛寺当有不少在太原县和晋阳县。在整理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祁县和徐沟县没有唐代佛寺。并州佛寺分布出现这种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唐代的并州不仅仅是军事重镇，而且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同时也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之一，因而受到了唐廷最高统治者的格外重视。晋阳城也由州城上升为都城，也因此发展成为了规模宏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全国性大都市。在《太原县志》中有“贞观十一年(637>，长史李绩筑城于汾水东，遂置太原县于东城，武后时，崔神庆以二城隔汾水，乃于其间跨水联谍而成一城，天授元年置北都，太原、晋阳并为赤县”。从这段记载来看，唐代并州的府治晋阳县与太原县到武周时期己经几乎结合为一地。所以太原县在当时也是整个并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上层统治者对并州佛教发展的支持，使得太原县的佛寺分布较多。其二，隋首置太原县，即为北齐晋阳，大业十二年(616>，太原县并入府城。而晋阳在东魏、北齐时期就己经居于陪都地位，统治者又极其重视晋阳佛教的发展。因此经过唐以前的积淀，太原县有良好的佛教基础。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并州佛寺的分布呈现出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