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通过满蒙联姻、崇奉藏传佛教等举措，成功将自己塑造成受蒙古人敬仰的博格达汗，实现统合蒙古，完成满蒙政治、文化共同体建构;康熙皇帝通过祭孔、开设经筵、御制儒家典籍等表达自己尊儒重道的决心，完成了“圣贤明君”的形象塑造，保证清王朝顺理成章地继承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传承。二者成功的帝王形象塑造确能有效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对域内信持各种文化的族群的统御，进而有助于“大一统”王朝建构。

    但无论是皇太极、还是玄烨，他们的皇帝身份与文化形象并非如此单一，而是多面的、立体的(例如，在面对旗人时，他们是八旗共主;在面对蒙古诸部时，他们是受蒙古人敬仰的博格达汗;在面对广大汉族时，他们崇儒重道，维系道统，是一个理想化的王朝天子形象)。皇帝形象塑造方面有所区别、有所侧重，是根据其所处王朝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民族环境不同和王朝不同的政治需要决定的。皇太极时期，王朝新立，问鼎中原的机会尚未成熟，与蒙古的关系也并未牢不可破，因此，他才会选择遵循“蒙古之道”，树立并强化“博格达汗王”的形象塑造，笼络蒙古;及至康熙朝，满蒙政治、文化共同体已初步形成，且渐趋稳定。康熙皇帝只需承袭前朝的对蒙政策，他便可得到蒙古的承认，继承“博格达汗王”的形象。因此，此时他急需解决的是在清王朝人主中原后，如何得到汉臣的认可，如何完成中原道统王朝继承者存在的合理性解释的问题。所以，康熙皇帝选择了崇儒重道以及祭典过程中的一系列程式化的仪式、语言及其衍生出来的道统论述体制来塑造并丰满自己“圣贤明君”的形象。从而实现清王朝顺理成章地继承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传承。正是经过二者的不懈努力和精心塑造，清朝皇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不断丰满起来。其后的清朝统治者只需遵循前朝政策，便可自然承袭已获得的帝王形象。

    皇太极、康熙成功塑造帝王形象的宝贵经验，为乾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以解决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出现的新的民族、宗教问题。当乾隆皇帝面对西藏以及广大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时，其选择菩萨王形象塑造，完成“大一统”王朝的建构，便成为必然。

    (二)西藏政教传统与“文殊大皇帝”称号赠予

    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亲赴京城朝勤，并在回程途中上请安奏书，以示感谢，在奏书中第一次称清帝为“文殊大皇帝”。奏书所言之清朝皇帝是“从天而降的谨慎圣主”，统领着佛国世界的四大部洲，令普天下的众生沐浴在其光辉之下，这是对尊崇藏传佛教，护持宗教的认可，肯定清朝皇帝佛菩萨的宗教地位，认定清帝世系为文殊菩萨的转世。这一方面是对清政府统治汉地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遵从藏地传统。顺治之后清代诸帝均被视为文殊菩萨，只是佛号形形色色。例如，康熙二十九(1690)五月，准噶尔部偷袭喀尔喀蒙古，康熙皇帝领兵亲征，八月大败准噶尔部于乌兰布通。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哲布尊丹巴率众内附。从喀尔喀蒙古所做《喀尔喀归附天朝之歌》以及表达对康熙皇帝感谢的《叩询怪恩之歌》川中称康熙皇帝为“我神奇之文殊师利呼毕勒罕皇帝”，可以看出在喀尔喀蒙古部众的眼中，康熙皇帝俨然就是弘扬佛法、拯救苦难生灵的“文殊师利皇帝”。雍正皇帝是“文菩萨戏化为人主的世宗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为“文殊菩萨化现的乾隆皇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