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佛教寺院的僧人,言谈举止,日常生活都受到佛教的约束,少林寺僧习练少林武术时也不例外,要受到“少林习武戒约十条”等约束,这种约束和戒律也直接表现在少林武术演练的动作风格和特点上。
少林武术起势均以双手合掌或单掌立于胸前,表现出节制谦和,以防为先,攻击为后,深刻体现出佛门的悲悯之怀,即使自己武艺高强,只可以用于自卫防身,切戒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但是在演练过程中或搏击实战中,动作特点体现为幅度小,含蓄,讲究内劲,短小精悍,后发制人。“节制谦和”和“后发制人,一招制敌”是少林武术中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二者并不矛盾。“节制谦和”作为临战的心态,一方面体现出佛家慈悲之怀,另一方面使自己的心理做到不俱不畏,不骄不躁,以平和心态去临敌实战。而后发制人,一招制敌,注重实用融贯于武术技艺之中,少林寺最初的武装建立,只是抵御山贼土匪,流民草寇。个体实战能力的拼杀,决定其技击动作特点应以快制胜,应用性强,不练花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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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术在动作名称及器械练习中都受到了佛学的影响。在少林拳术中,将诸如“罗汉”、“金刚”、“达摩”等佛学词语作为套路名称,传说中的少林寺第一套拳术就叫“罗汉十八手”,它根据寺内十八罗汉铜像各选一个动作,逐渐演化成有节有理的简单套路。不风格独特,形象逼真,而且节律紧凑,攻防意义明确,正式列为少林寺院师授徒技的规范套路。此外,在单独技术动作的命名中,也有诸如“童子拜佛”、“金刚捣臼”、“和尚撞钟”、“罗汉卧地睡”等能够充分体现佛、禅意义的技击动作。
以少林棍作为少林器械的代表则最能体现出少林武术的佛学特征,现在少林寺内供奉的紧那罗王神像可以说明这一点。《少林棍法阐宗》记载:“元至正间,红军作难,苦为教害。适翼下一人出慰曰:‘惟众安稳,我自御之。’乃奋神棍,投身灶场,从突而出,跨立于篙山御寨之上。红军自相辟易而退。寺众异之。一僧谓众曰:‘若知退红军者耶?乃观音大士化身紧那罗王是也!’因为编藤塑像,故演其技不绝L’〕0”正是这位“紧那罗王”的出现,使红巾军顿时“惊怖而遁”。然而,神话也好,传说也罢,这段记载在少林武术史上意义重大因为这根烧火棍,成了后来少林寺棍法的最神圣象征,而“紧那罗王”也变成了传授少林棍法“武圣”信仰。紧那罗王的传说提升了少林武术的声望,也使寺僧们习武活动得到了宗教的认可。明朝少林僧兵受朝廷调用抗楼,并不是以世俗眼中的僧兵形象,而是以佛教护法神的身份出现。郑若曾《僧兵首捷记》载:“天员引骑兵左右闪开,诱敌前进,贼先发矢,僧兵亦发矢。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摧阵,呼伽蓝三声:杀,杀,杀。僧兵临战暗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巾蒙头,疑为神兵”。文中的伽蓝,即指伽蓝殿供奉的紧那罗王像,而“靛青涂面”是因为紧那罗王最初是以烧火僧的形象出现的,所以僧兵尽量在形象上近似于紧那罗王。由此,不难感受到少林寺浓厚的紧那罗王信仰氛围,以及在这种浓厚的紧那罗王神信仰氛围中少林武术的具体表现。
少林寺在诸多兵器中为何擅长用棍法:佛家主张以慈悲为怀,戒杀戒斗,而棍棒之类,它非铜非铁,没有锋刃,非凶器,一般多用于自卫,佛家子弟携带较宜,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别。明代程宗酞著有《少林棍法阐宗》,把棍法总结成书:“少林形胜,有文武二山夹峙,故棍法与阐宗并传不替,是以四方之士,往往慕其风声。”禅宗讲的是“不立文字”,注重“顿悟”,其中就有所谓的“棒喝”的标志。少林寺僧重视棍术的练习和实用在实战中也有上佳表现,唐初“十三棍僧救唐王”到朝抗楼,其兵器都主要用棍。《楼变事略》记:“某僧手执铁棍,以左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熟谙棍术的僧兵,多选用铁棍。
此外,少林寺僧所选用的其他器械有明显的宗教崇拜,在少林套路中就有达摩剑,达摩仗,达摩大铲等,而寺僧腰间所佩单刀则称之为“戒刀”,选其“悲慈为本,戒杀放生”之意,一方面表现了对佛家祖师的怀念之情,对佛教的虔诚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突出了少林武术作为佛教禅宗表现形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