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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

来源:2021-06-09 12:26:11
    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所具之得天独厚的优势无可置疑,现代作家的文学个性与文化批判在此获得比较充分的体现,笔者首先对“佛教人物形象”予以分析。
    在施蛰存颇有启蒙意味的《鸿摩罗什》、《黄心大师》、《宏智法师底出家》、《塔的灵应》等作品中,作者都是采用全聚焦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方式,前三篇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第四篇则以佛塔传奇为叙事主题,兼顾人物形象。其中《鸿摩罗什》以顺叙方式将历史上已有诸多文献记载的佛教人物作为主角,作者在结合鸿摩罗什人生历程史实的基础上,重点运用充分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凸显主人公复杂的深层性格,主要是宗教性格与情欲心理的交错,而且与外在言行描写形成有机关联。同时,作者还将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充分结合,渲染意境,传达人物内心的丰富感受。如渲染主人公路途上的心理起伏:“翻过一个山冈,走下一条修长的坂道来的时候,太阳刚从东方诸山的背后升起来。四周围看看广漠的景色,鸿摩罗什忽然心中觉得也空旷起来,前两天的烦恼全都消隐下去了。”如写主人公在男女之情与临终告别中的体验:“树枝]i7忽然一头乌鸦急促地啼了几声,他抬起头来,一阵风吹落叶片大的木叶盖上她的安息的脸。他觉得身上很冷。”此外,作者还运用具有反讽意味的情节设计与修辞手法,尤其是最后吞针情节中,主人公自我心理描写与众人的观感形成强烈反差。最后,小说还直接以议论方式强化文化立场,表示对宗教人格真实性疑,而且也正是这种对宗教知之甚少甚至多有误解的文化立场,使得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总体呈现为“情欲有余,宗教不足”。这既是其特点,同时也带来莫大的遗憾,因为严格上说,宗教渊源的匿乏、心理分析视角的全面渗透、深度宗教体验的缺失、小说叙述方式的武断等因素都不利于此题材的创作与鸿摩罗什形象塑造,只能是“我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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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

    《黄心大师》则以“我”外出旅游见到大钟且听闻黄心大师的传说为引子,将其人生故事尤其青年时期的古怪性情和后来出家后献身铸钟的情节娓娓道来。小说后面大部分内容以全聚焦方式和第三人称展开,且对黄心大师加以简要深刻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在铸钟当场看到季茶商后心理活动及言行逻辑:“黄心大师认出了季茶商之后,心下就明白了一切的因缘。但她是个性癖孤洁的人,当年拒绝了合镜,如今却仍旧依仗他铸钟,心中老大的羞恼。当时她只装作不相识似地,仍旧礼佛拈香,让那季茶商跟随在身后行礼。及至外边冶厂里开始把铜液浇灌入模子里去时,她缓步过去,高声宣赞着佛号,在那冶炉边绕行了三匝。突然,出于众人意外地,纵身一跃,自跳入在沸滚的火炉中,顷刻间,铜液像金波一般地晃动着,一会儿,不见了她的毫发。”①小说最后以此对铸钟的神异传说予以否定,体现出反讽的艺术特征。《宏智法师底出家》与此篇小说类似,首先渲染宏智法师点灯的慈悲举动,进而由“我”和朋友的交谈讲述僧人的爱情悲剧,揭示其深层情欲暗流,原来法师点灯是为了表示对前妻的怀念与追寻,是个体不幸婚姻的结果,而并非佛家宗教精神的体现。小说亦以全聚焦方式和第三人称展开叙事,心理描写、言行描写和环境描写俱全,结尾议论与开首铺陈形成鲜明对比。
      《塔的灵应》开首先渲染出佛塔所具有之宗教神秘性,然后通过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徐徐展开,最终否定之,总体形成前后故事情节的鲜明对比。在此过程中,小说塑造出多位和尚形象,主要运用言行描写、心理描写及细节描写刻画他们的世俗性格,最后僧人被善男信女供奉,暗含反讽与对比,由此凸显批判性。总体而言,施蛰存“佛教人物形象”的批判性塑造富有艺术性,人物形态比较具体可感,尤其是鸿摩罗什形象的塑造,能够形象生动地传达其生命体验,最大的遗憾在于作者心理分析的思想定位局限了审美创造,如果施氏对佛教有更多了解和体会,对历史上的高僧鸿摩罗什有更多领悟,此形象塑造必然有所不同。
    巴金在短篇小说《神》和《鬼》中通过‘旧本佛教徒形象”表达文化批判。小说《神》以第一人称“我”写信给友人的方式展开,读来颇感亲切有味,作者以全聚焦视角透视长谷力i君的宗教信仰生活,主要以语言描写、神态描写、行动描写塑造人物性格,某些细节描写也很用心,同时,还将此和宗教家庭的环境氛围相结合,间或夹杂“我”和主角关于宗教信仰展开的讨论以及从“我”的视角所进行的现代质疑与批判。如对长谷力}君诵经活动的描述与评价:“我再也睡不着,要起来又觉得太早,在被窝里觉得无聊,就静静地倾听着念经的声音,拿这来作消遣。这时四周非常静,那唯一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仿佛长谷川君将他的一切都放在声音里念出来了。我只顾细细地玩味着,起初觉得那是虔诚庄严的祈祷,但渐渐地就开始明白那是什么悲苦一类的申诉、呻吟了。”①如结尾对长谷川君禁欲生活和神秘思想的悲观和否定:“夜深了,我躺在被窝里,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因为听见了长谷川君的受伤野兽呻吟似的念经声。在整个房屋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了解这声音里面所含的痛苦罢。我的心象被什么锋利的指爪搔着似得感到不舒服了。”总体而言,该小说颇能点染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同时“我”所代表的文化批判立场也非常鲜明。《鬼》中的主角倔口君与长谷川君极为相似,作者也以全聚焦视角和第一人称方式展开叙事,通过描写倔口君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和宗教生活,呈现其宗教信仰的来龙去脉和心路历程。同时,“我”的观察视角和描述带有强烈的批判和质疑,也同样夹杂两者问的辩论,最终以崛口君哑然无语、勇敢地来到海边,暗示出宗教信仰的荒谬、虚妄乃至可笑。总体而言,较之施蛰存在描写宗教人物的生活和性格等方面的明快,巴金更为丰富细致,但其传达的批判意识和文化立场也更直接,更具文化上的自信,因此心理透视、体验式的意境渲染比较少见,人物总体呈现“外繁内简”的特点,这不仅与巴金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有关系,也受到他热情坦诚的文学风格的影响。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斯人记》也以外视角和第三人称方式塑造出百了和尚与慧灵和尚两位佛家人物。小说尤其注重以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言行和性格,如百了和尚在面对情欲故事时的神态描写和心理描写相当逼真,暗含道德讽刺意味:
        “也不忍心再难他了,又坐着谈下去。每谈到一个女子,百了先就问怎样的脸,怎样的身材,怎样的嗓音。其次就问剪发没有剪发,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甚至是长裤还是短裤,袜子齐平哪里,都要问个清是明白。陶达生是喜欢开玩笑的人,他见百了和尚听得那样有趣越是添枝加叶,形容入妙,把一个百了和尚听得两只眼睛,笑得睁不开,左手伏在桌上,只管捻佛珠,右手伸开巴掌,却不住地去擦脸,嘴角老是笑得歪着,扶正不过来。一直让陶达生把一段惟妙帷肖的趣事说完之后,张开嘴来打一个呵欠。
    做一个要痴心痴意地向佛道上钻,真是自寻死路了。况且自己出家以来,始终也没看见哪一家学佛学成了功的,只是向下学去,自己还打算升天去成佛作祖不成?这样一想,觉得那慈悲的佛像,不是可亲,倒变成了可怜。”
    徐舒在中篇小说《一家》中,亦以简洁的言行描写刻画包括老父母在内的全家人在国难环境中的性格特征,暗含国民性批判之旨。此过程中,作者对老太太的宗教生活多有侧面描写,与总体批判旨趣相近。无名氏的长篇小说《无名书》亦以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叙述印蒂的人生历程与精神探索,不仅通过言行和环境描写塑造“佛教僧人形象”,而且印蒂自己也曾剃度为僧,对宗教体验与宗教心理亦有所描述,与妙一禅师的机锋禅语也能闪现佛教空灵智慧。不过,作者的文化批判旨趣比较明显,因此人物塑造在深广度和丰富性方面有所不足。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出爱教卫国的僧人明月和尚,他的性格主要是通过钱默吟的侧面描述获得呈现,同时,作品对明月和尚亦有少量正面言行描述,但不够充分,也不能充分体现出佛弟子的宗教人格。总体而言,较之于宗教意蕴导向的人物塑造,“佛教人物形象”的批判性塑造在艺术性方面更能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与艺术个性,同时也存在较多理性化特点,人物内心体验,尤其是宗教体验表现较薄弱,这是与宗教意蕴导向的“佛教人物形象”最大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作家比较缺乏充分切实的佛教信仰体验,且深受现代启蒙理性精神和时代主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