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复调式塑造，就是说作者以现代人文立场塑造“宗教人物形象”，既没有较为明确的肯定性旨趣，也没有较为明确的否定性倾向，而是趋于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立场下的肯定与否定的对话与兼容，而且这种兼容并非获得答案意义上的兼容与辩证，而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皆有体会，但又未能达到新的和谐。复调式“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既显示出作者对意义问题和信仰重构的自觉探索，也折射出作者在文化价值立场上的矛盾与困惑，实质是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在精神层面探索与仿徨的艺术写照，因此其所传达的意蕴比较复杂。同时，因为这种形态的产生源于作家复杂的文化立场、微妙的精神状态及创作，所以颇有可遇不可求的味道，其中苏雪林的《棘心》是非常典型的文本，以下是笔者的具体论述。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上海墓地,华南陵园,
笔者在前文曾述及《棘心》中的天主教徒马沙和白朗所具之宗教意蕴，与此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小说的女主角，即前者竭力帮助和劝化的中国女青年杜醒秋。小说开首主要叙述母女情深依依不舍，回忆赞叹杜母含辛茹苦操持大家庭的伟大人格，亦有对中国女性命运道路的反思意味。至杜醒秋因反抗家庭主持之婚姻而留学法国后，主人公的宗教因缘便逐渐到来，使人物性格日趋复杂。首先是她收信得知大哥病逝且多有不祥之感，对母亲的安危尤其担心，因此有极大的本能性恐惧与悲恨:“醒秋躺在床上，双手掩面，心里忽然迸起一种原始宗教性的畏惧。她对自己说我的性情太不羁了，太独立了，所以做出许多可以追悔的事来，我愿意板依一种神，听神的指挥，免得将来迷失我自己。”可见，杜醒秋最初之宗教心理并无很自觉的终极意义思考，而是以现实生活压力的交卸为前提的。
此后杜醒秋生病住院，待到疗养痊愈时，因为看到同学们发行反基督教的杂志，她的思想状态又有变化:“醒秋对于宗教本无研究，不过自命受过新思潮洗礼的青年，一见新奇的思想，总是热烈的拥护，她也不免如此。”她不仅给未婚男友叔健寄去杂志，还加入自己许多的反对宗教的意见，但学习自然科学的叔健倒是认为神及灵魂问题非科学所能否认与确证，既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有限性，也保留了人之神性世界存在的必要性，更能体现出现代人生终极关切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境界。杜醒秋坚持着她的反宗教观念，住进了法国乡村丹乡，在那里接触到天主教修女马沙等人，开始时仍抱有“陈旧”、“落伍”之感，但后来随着与天主教徒日渐熟悉且多受熏习，心理上又生变化:“醒秋从前喜以新学家自命，一年前她写信给叔健，还反对过宗教。自于丹乡见了马沙修女，现在又到了伯克莱宿舍，她完全置身于宗教氛围中，耳濡目染，宗教的仪式，已经看惯了，信徒高尚的人格，也教她受了不少的感动。再者她正在青年烦闷时期，又生于二十世纪思想最混乱的时代，不能寻得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便常感到人生之无意义和价值。既没有勇气自杀，又不愿陶醉于颓废放纵的生涯，她于是乎想寻得一个信仰，以为生活的标准。”至此，杜醒秋的宗教意识方接近终极关切层面的意义诉求。
同时，小说又描述这种宗教意义诉求在其精神世界中的骑墙特点:“她是一个理想颇强，而感情又极丰富的青年。她赞成唯物派哲学，同时又要求精神生活，倾向科学原理，同时又富有文艺的情感，几种矛盾的思潮，常在她脑海中冲突，正不知趋向哪方面好。”因此，她在日记中时而亲近宗教，时而又觉得未必如此，最典型的自白是:“我已经知道宗教的好处，但恨不能信仰，因为我的理性，不能信耶稣是神和一切超自然的灵迹。”“造物主或者是存在的，所谓字宙的神秘，我也承认有的，但我不能承认耶稣是神。”此时的杜醒秋已经从存在论意义上发现科学理性的有限、宇宙的无限以及生命意义的创造性，但理性精神无法使她接受宗教意义上的神迹，这种微妙心理好像是处于科学精神与宗教理想之问的若即若离之精神临界状态。此后，她和修女马沙又有所交往，益加了解天主教，但总体上仍处于这种复调式心态，尤其不能接受本是历史人物的耶稣乃是神。
打破这种临界状态的不是主人公自身的觉解擅变，而是杜醒秋母亲病重的现实危机感，她在束手无策之际又临时起信发愿，实用心理和功利诉求非常明显，也正因此，后来闻知母亲好转，便将许愿之事抛开，还存在加入天主教后被人视为帝国主义的现实顾虑，直到另外的现实危机即她和叔健之间感情出现矛盾后，她才决定受洗入教，但是这仍未能真正改变其矛盾状态。因此天主教生活很快就失去神圣价值:“本来醒秋的信仰宗教原不是对于宗教有什么深切的了解，更不是出于什么敬爱耶稣基督的诚心，不过为弥补爱情的缺憾起见，想在宗教中寻一个安身立命之地罢了。”所以爱情理想后来又再次浮现，未能真正起信。就在这既有相当宗教意识和理性精神，同时又伴随着若干功利诉求的状态中，杜醒秋延续着、维持着其宗教信仰不生不灭的状态:“那是她的老脾气，平时将天主微在一边，一到忧惶无措的时候，又抓住他不放，她又热心地来奉事天主了。”
尽管主人公的信仰生活不乏功利性，但她最终顶住压力不舍宗教，而且依据是相当深刻。首先，理性精神并未阻止现代科学家、艺术家等人的宗教信仰事实;其次，她对神秘之事已有亲身体会，难以否定，这并非科学理性所能解答。这无疑是处于现代社会且具现代意识的青年在宗教问题上富有见地的思考，由此可大体区分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各自领域，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意义生活，小说就在主人公杜醒秋这般深刻却又不失驳杂的思想状态中结束。首先，我们看到了她强大的理性精神和现实诉求，这其中既有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与道德原则，也有西学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思想，亦有感性欲望层面的生活期待:其次，杜醒秋对天主教的坚持虽然很不彻底，但宗教启示她对现代生活予以反思与批判;二者最终没有走向更高层级的整合与纯粹，而就这样复调式地奏鸣在人的心中。傅有德教授指出，较之西方社会单一化的信仰生活，中国具有“一人多信”的特征CU如果我们将现代理性主义资源也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信仰，那么杜醒秋在人生信仰和意义生活方面的最终状态是否也近乎兼有现代意识和传统宗教、本土性格与西方色彩的“一人多信”模式?这无疑意味着对现代终极关切进行审美探索的可能。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美籍作家赛珍珠，与《战斗的天使》中具有鲜明宗教性格的父亲形象安德鲁不同，她在《异邦客》中塑造的母亲形象凯丽具有复调式的复杂性格，作者从家族背景、个人气质、成长教育等多个维度描述了其性格命运的形成演变，不少地方以第三人称和全知视角描述凯丽复杂冲突的内心世界:
因为当我们想到她、谈到她时，我们总感到她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温暖、快乐、敏感、急性子的人，一个敏于看出可笑事物的女人，一个天生的女演员和摹拟好手，当她想开玩笑并开始模仿某人的声音、步态和举止时，总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又使我们全都卷入一首快乐歌曲的合唱，或在某个夏日突然放下工作到花园或山上去野餐。另一个是清教徒，一个重实际的神秘主义者，拼命追随上帝而又从来不大看见他，总是计划花更多的时间祈祷，作更深的奉献，要更虔诚，但从未完全达到所计划的要求，由于意识到宗教上的失败，就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的另一面—富于热情和情感的一面，她被教导这一面是邪恶的，是引导她背离上帝的。她的两个方面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
事实上，凯丽接受基督教信仰受到家庭与婚姻的外在影响，她始终希望获得上帝的启示，却又终究没有看到启示，因此总是在板依与怀疑(乃至敌意)之间摇摆，而且较之于丈夫安德鲁的灵魂拯救，凯丽还必须尽心维护好家庭日常生活，她试图在生养孩子的过程中体认上帝的启示，但又会因为孩子的相继病死而拒绝接受上帝的旨意。同时，她还会积极地开展传道与慈善事业，而且更贴近生活。总体而言，凯丽的家庭背景、个人气质等原因造就了她矛盾复杂的性格与人生意义诉求特征，这既体现出个人独特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基督教信仰的多元性。正如结尾所说:“我想我们不会称她为女圣徒。她太务实、太热情、太富于幽默感和变化，脾气太大而不适合做女圣徒。她是我们知道的最富于人性的人，敏捷的怜悯、偶尔的嬉戏逗乐和完全没有耐心构成了她最复杂的性格;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伴侣。”就其象征性而言，“她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美国。”
此外，像叶圣陶的散文《两法师》、曹聚仁的散文《李叔同先生》也颇有复调意味，作者在对弘一法师表示敬仰和赞叹的同时，还会以现代理性精神拉开距离，加以种种评述猜想，因此“弘一法师形象”固然有宗教意蕴，也落下了现代理性透视所带来的犹疑和不解，这种心态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并不陌生。
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批判性塑造以否定式塑造为主流，这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导相呼应，其意义旨趣集中体现为对宗教生活、宗教人格、宗教现象等内容的质疑，同时彰显现代人文价值诉求。不过，否定式塑造仍然缺乏对宗教的深入质疑与剖析，这既与现代社会环境和时代主题有关，也受传统儒家文化性格的影响。“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和复调式塑造数量较少，其中肯定式塑造集中于民族国家建构、国民性反思、知识分子心灵对话等焦点，终极关切意蕴有所稀释。至于深刻的复调式塑造，多在现代理性精神与传统宗教之间摇摆观望、寻索体会，而且能在二者之彼此映照中展开自我对话，终极旨趣比较浓厚。总体而言，“宗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有和现代文学文学发展高度一致的主题与性格，尤其是启蒙主义和民族国家现代性追求方面，同时，现代理性对宗教思想的深度反思、人神对话的深度开展等又给现代文学带来新的意义。
新闻动态
殡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