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墓地属于重要地权。

    土地资源的缺乏与集中为清代徽州土地实态，与此种自然条件相比，徽州地区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到清道光年间已达200万之巨。同时，徽州地区有产者如仕宦、商贾等又纷纷回乡斥资并购土地，大兴祠墓，死人地占据活人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人文与自然环境下的徽州，人地矛盾极为突出，自然使得地权关系紧张。墓地虽为一种特殊的土地形式，同样具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墓地空地可用于栽培树木、放养牲畜，甚至还有建筑和渔业资源，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墓地自然成为盗掠的对象。如乾隆三十年(1765)洪征治等控坟佃案中，坟佃“盗荫为灾并谋坟上之丰壤，竟至夺业欺主”，看守洪氏墓地的佃农显然是将所守墓地当作自家田地来经营了。由墓地林业资源所引发的诉讼在清代徽州更是屡见不鲜，如雍正四年(1726)的汪陈两姓互控案，前后历经十三载，就是两姓对于墓地林业资源的争夺引发的界址诉讼，本质上即是地权之争。

    2.墓地价值关乎风水。

    清代徽州人的风水信仰对于墓地诉讼的影响非常明显，在人谱墓地诉讼中，常有“2}觑  ,窥伺、贪图”吉壤之语。“吉壤”即是墓地中风水财产的表达，这种表达亦有其自身标准:“卜地葬亲，树封坚固，审查地形，虑夫日后不为道路，不为城墩，不为沟渠，耕犁不能及，豪势不能夺，有一于此，则惕然凛惧，别卜区焉。”“吉壤”一经选定，自然就将风水财产固化于墓地之上，保护墓地地权即包含了保护风水财产的意味。破坏墓地如盗伐荫木等行为，不仅是对墓地本身的破坏，宗族还会认为将影响到风水价值的发挥，“各派支丁亦知，根深则枝茂，祖妥则丁安”，因此必然会出现诉讼。人谱墓地诉讼中，大量案例即是基于这类认识而产生的。但附着于墓地之上的风水财产却难以完全定义，会令这类诉讼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