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个影响广泛而深人的社会现象,开展宗教和宗教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人士和理论工作者在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开展宗教研究,探讨和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高兴地看到,继《上海宗教史》、云南、河北宗教史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后,李新建、淮文起主编的《天津宗教史》又和读者见面了。全书六章,分述天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及明清时期天津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另有四个附录:“天津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天津宗教大事记,’;“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宗教团体文献”;“参考书目”。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构严整、内涵丰富、阐述深刻、可读性强,具有较好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该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上海墓地,华南陵园,

1.对天津宗教作出了系统全面的概括和阐述
《天津宗教史》将天津宗教活动的特点概括为“门类齐全”、“源远流长”、“精英辈出”、“著名寺观教堂林立”。
“门类齐全”:在天津历史上,不仅流传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还流行着各种名目的民间教派以及对关帝、观音和妈祖的民间信仰。
“源远流长”:天津宗教的流传,佛教始自魏晋,道教始自隋唐,伊斯兰教始自唐宋,天主教、基督教始自清乾隆、道光年间。《天津宗教史》记述了自魏晋之际至2009年一千七百多年的宗教活动。
“精英辈出”:《天津宗教史》生动地记述了各宗教传教大师们在天津的故事传说、趣闻佚事、宗教典籍的著述译作以及时人后人称颂他们的诗文。
“著名寺观教堂林立”:诸如佛教的独乐寺、挂甲禅寺、潮音寺、大悲院。道教的玉皇阁、吕祖堂。伊斯兰教的天穆清真寺、金家窑清真寺、天津清真大寺。天主教的老西开教堂、望海楼教堂。基督教的维斯理堂、冈纬路堂、仓门口堂、诸圣堂、合众会堂等等给予了详细地记述。对于它们的地理环境、建筑风格、历史沿革、使用情况(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使用情况)《天津宗教史》给予详细地记述。
《天津宗教史》对天津宗教特点的概括和阐述,读后给人一种浓重的历史感和多维立体感,有助于人们系统深人地了解天津的宗教活动。
2.对宗教义理的深度解读
我们看到,《天津宗教史》十分注重对各大宗教、民间教派的劝善祛恶义理的阐释,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作深度解读。如讲“我国宗教蕴涵着丰富而独特的劝和劝善,促进人际和顺、人心和乐的积极因素。……深人挖掘宗教文化这些古老而独特的和谐理念,注重修心养性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内容,对于教育引导广大信众培养良好精神境界,保持心理和谐,保持和促进各种宗教之间和谐乃至全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无疑具有独特而积极的现实意义。(见《天津宗教史·序》第4页)又如讲宗教的生命价值观:“将人的生命价值神圣化,生活过程道德化,不懈地追求真善美,实现生命的永恒,精神的升华,灵魂的不朽”;讲宗教的善恶观“对信教者提出加强道德修养的要求,以加强个人的道德自律,求得内心的安宁与和平,以善行去谋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安宁与和平”。(见同上书)对宗教的善恶观、生命价值观与和谐理念的这种深度解读,对我们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平安无疑是有积极价值的。
3.务真求实的严谨学风
《天津宗教史》坚持论从史出,观点与材料统一,在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和田间调查的基础上阐述天津的宗教活动及其特点,所提出的观点看法、命题论断均有可靠的史料基础。确乎是秉承了“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有十份资料说十分话,没有资料不说话”这种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它实事求是地分析宗教活动及其功能作用。比如,讲宗教的社会作用时指出,各种宗教和民间教派的教义具有“发挥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和社会交往的功能。”(见《天津宗教史》第320页)同时也指出“宗教又有绝对、排他的消极作用,如果宗教和社会双方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发挥破坏作用。”(见《天津宗教史·序》第5页)又如,对天主教、基督教在天津的传教活动,既充分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一面,也肯定了其在天津地区办学、建医院、孤儿院和适时开展救济灾民活动,以及肯定其开办《大公报》、《益世报》、《新生晚报》、“北疆博物馆”等新闻报纸、文博事业对天津与全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出现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另一面。再如,对于天津各界名人包括在津门做“寓公”的北洋军阀头面人物晚年参与居士林活动学佛行善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分析和记述,使人感到公允、中肯,符合客观实际。
《天津宗教史》从一个侧面记述阐发了天津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津的历史发展,了解信众的信仰习俗、精神生活,进而团结广大信众凝聚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