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终有一死，当他作为现实的、存在着的公民，其通过劳动获得自身的公共本质，而当他作为死了的存在则无法通过自身意志来获取现实确定性，于是，死亡对于自我而言是一种恐惧和威胁，它对“存在”构成了疑问。一方面，从自然现象来看，死亡首先意味着肉体生命的消解，而且这一消解的过程呈现为一种极大的“屈辱”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死者“完全听任低级的无理性的个体性和抽象物质的力量所支配，前者(无理性的个体性)由于它所具有的生命，后者(抽象物质的力量)由于它们的否定性质，现在都比他(死者)本身强有力些”。另一方面，死亡在现实性上还展现为一种“我一能”结构的消解，自我的一切“可能性”都将成为“不可能性”，死亡构成了一种极端的“消极性”。面对这双重的消极性，死者已经无能为力，而只能借助在世者的力量将其从屈辱的消解中解救出来。葬礼作为对死者的操作仪式，一方面承载着这一死亡身体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在世者对亡者的敬重。丧礼不应该是简单的告别，而是与亲人以另一种方式联结，我们虽送走了亲人死去的躯体，却通过祭丧礼仪与他的精神在更深层次上联系起来，通过葬礼和祭祀让死者不被后人遗忘，进而加固家族的精神凝聚力和血脉的传承力。因此，殡葬活动“首先是一系列规定的社会行动，主要是围绕身体所举行的仪式，这个身体是死亡的身体，通过这种仪式死亡身体的意义才能显现”。这也正是传统丧礼特别强调“事死如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以生事死不但是出于对亡者的哀悼情感，同时也是通过各种礼仪表示对亡者的尊重，更是维持亡者最后的尊严，如果将这种对死者身体的操作仪式仅仅转变为对尸体的简单处理，那么死亡身体的象征性意义也将不复存在，而殡葬的伦理学功能也将随之弱化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