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及部分官员反对停丧不葬。康熙间刑部尚书徐乾学出于愤恨，提出严格执行违犯官员惩治法，停止生员科举考试法，然而对民间则毫无办法。他说:亲死不葬，是人子莫大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欲救此弊，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按后周广顺年间诏书，亲丧未葬，已仕者不许荣进，未仕者不许应举，且必于保状内明书仪礼葬毕，方许服官赴试。其时福建官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举人贡生服满应试，必须出具邻里结状，称己葬亲，并取地师、坟丁、土工结状。如无结状，不许赴试。徐乾学建议将福建的办法令各省通行，由各布政司负责。雍乾间大学士朱轼，有同样的见解，建议:凡服除未葬者，仕宦不许补官，生儒不许应俨。乾隆间江西按察使欧阳用琦定出下葬期限，如超过服孝期的二十七个月，举人贡监生员不得应试，庶民杖八十.

    民间停丧不葬，出于多种原因，主要的有两条，一为笃信风水之说，难于觅得有利于子孙发达的风水宝地，另一为贫家无地无力安葬。官方对于停丧不葬没有根绝的办法，而治标举措亦不见成效。宗族的态度与官方禁止相一致，希望通过宗规对族人进行劝导和约束。他们针对停丧不葬的主要原因，从三个方面解说停丧不葬的过恶，劝谕族人杜绝。

    其一，讲求风水，主要是为祖先而不是后人，前者安、后者才能安。世俗讲风水难觅坟地，是为发达子孙。浮梁、姿源、祁门三田李氏家规述说祖坟的功用，是为安放祖先遗体，使得魂魄有依托，所谓“祖宗坟荃非但为子孙风水，实安先人体魄。”。这是将祖先放在第一位，而非子孙第一，定位一定要明确。铜梁周氏说世人，“于先世丘陇，动望其福报”0批评一味为发达后人选择坟域的功利思想。绩溪许余氏讲述做人与坟山的关系，认为祸福取决于人之善恶，并由此而会获得不同的阴地:“夫亡者以归土为安，人家祸福由于善恶，故阴地由于心地，心地好当得好地，十日内亦可得好地，心地恶当得恶地，一百年还得恶地”，断然不是风水师所能代谋的，故云“不求心地而求阴地，以亲死为求福计，大非礼”.。宗族告诫族人讲风水是为保护祖宗遗体，而不是为后人，后人应当以自身行为端正求福，希望族人从迷信风水师选地造福己身中解脱出来，及时安葬先人遗体。

    其二，停丧不葬是不孝行为。讲述入土为安的道理，而不可为己身邀福讲求风水。徽州彭城钱氏家规:“父母坟墓及时垄葬，毋惑于地理之说，以致停丧多年，不能入土，大罪恶极，惨不可言。”。视停丧不葬为罪大恶极之行，以为它使得先人不能入土为安.

    其三，同样关注坟墓的地理环境，惟视角迥异。一部分清朝人从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方面考虑葬地的选择，留意于宋儒程颐所倡导的避免“五患”，即从长远谋虑，选择的墓地不能在可能建做居民区、建筑交通大道、地势低洼可能被水淹的地方，或者成为耕地之处，成为易招势家权贵的攘夺之所，有此五种可能的地方，日后祖坟会有不测之虞，自然不得安宁。清代宗族相信此说的颇有一些。湖南涟源李氏《宗规》，“葬必择地避‘五患’，不得泥风水邀福”。。滦州边氏的先世卜葬兆于大夫蛇北，去家六七里，其意“非曰择山觅水，按穴寻龙，必期后裔之昌隆也，亦取乎地平土坚，庶免‘五患’，以妥先灵而安体魄”气李氏、边氏认为避免五患，保证祖宗体魄安宁，才是建坟选址的宗旨。池州杜氏对停丧不葬深恶痛绝，谓“惑于风水久不安葬，不思地理除风、水、蚁三弊皆可迁葬，乃以亲骸为邀福之资，久暴露于荒烟蔓草，致野火焚枢，惨不忍闻，不孝之罪可胜诛哉”。。该族对墓地的安全，注意到防风、水、蚁之灾，顾及到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