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献中还有夷三族法令。《汉书。刑法志》云:“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湍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从夷三族法令中，虽然看不出服叙关系在律令上的具体反映，但它也说明了一人犯罪，其妻族、父族、母族都要受到株连的事实。与之相类似，汉代还有禁锢亲属的现象。所谓禁锢是指官吏犯罪免官，其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皆终身不得入选朝廷为官。据《后汉书》记载，禁锢的范围二世、三属、五属不等。《后汉一!3·刘恺传》:“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减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李贤著曰:“谓父子俱禁锢。”

  《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诏日:“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士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联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翔除之。”注“三属”曰:“即三族也，谓父族、母族及妻族。”《后汉书。党锢传》:“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爱及五属。”注曰:“谓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也。”禁锢中涉及三属、五属的现象，特别是东汉时期禁锢五属时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缀麻来划分，表明当时处罚的原则已经按照服叙的远近为依据，这对魏晋时期“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起到一定启发作用。

    关于“准五服制罪”原则确立时间问题，丁凌华先生认为该原则始于东汉建安年间曹操制定的《魏科》，在时间上较《晋书》所载早了约六十年。②J一凌华先生作此论断的根据是《通典》卷九十三《凶礼》十五“三公诸侯大夫降服议”条所载的内容。⑧对此观点，马建兴认为，如果仅据此认为系《魏科》首定“准五服以制罪”之原则，尚难令人信服。首先，挚虞参与的西晋初之讨论，其中心论题是定《晋礼》，也就是说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礼之中，尽管以《魏科》之内容为例，也仅是为了说服当局《晋礼》应该摒弃“诸侯绝期，大夫绝细”的占制，仅此而已。其次，即使挚虞之说可信，在《魏科》中规定了关于“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如其亲”的丧服内容，是不是必然可推断《魏科》就确立了“准五服以制罪”之原则?显然不能。因为“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标准，哪怕在性质为刑事法律的《魏科》中载有“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如其亲”的丧服内容，也不能就此断定它确立了“准五服以制罪”这么一个成熟系统的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原则.o}以，对此问题的认识，我们还是以《晋书。刑法志》:“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的记载为准。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说:“《晋律》最重要的一点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开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