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于嘉靖元年(1522年)大婚，包括陈氏在内的后妃久不诞育皇子。嘉靖七年，陈皇后无子而崩，继后张氏也无皇子。高谋祭祀就是在皇子危机的形势下出现的。
高葆是祈子之礼，上古有之，秦汉以后无常祀。每因皇嗣艰难，立高谋以祈嗣，皇子生则祭高媒而报。《隋书·礼仪志》载，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谋祀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后世如北宋仁宗、南宋高宗、金章宗时，都举行过高谋之祀。高祺之“祺”由古代媒官之“媒”字变化而出。“谋”字从“示”，而“示”为“神主”，故称谋神。高谋之祀源自商人的传说，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即为商的始祖。玄鸟就是燕子，燕子巢于人堂宇之上而生子孚(哺)乳，古人以为嫁娶之象，后世遂以玄鸟至时祭祀媒神。高谋之“高”字，训释不一，或以为“郊”字为当，高诱曾说，“《周礼》谋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裸。郊音与高字相近，故或言高媒”。《礼记·月令》:“是月也(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媒，天子亲往，后妃帅九殡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镯，授以弓矢，于高谋之前。”这里所述的就是祭祀高襟的主要仪式。它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了祈求男儿的愿望。
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悬弧者。以此镯则弓衣也，带以弓镯者，示其能受之资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明初，朱元璋子嗣甚多，无须高谋祈子，故不立高裸礼。明中期，大学士丘溶请择宫中洁净之地，立为裸坛，中设帝位，而行高谋礼，但没能实行，终为阔典。高襟之祀到嘉靖朝才因为世宗久无皇子而得以举行。我们知道，无皇子则无太子，无太子则无国本，世宗久无皇子便是关涉江山社樱之事。况且，世宗承继大统，正是由于武宗无皇子嗣位，此种情境之下，正德朝的“前车之辙”就焕然若新了。皇子问题成了世宗君臣的烦心事。据说，已经致仕的大学士费宏“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皇嗣为愿”。行人司正薛侃曾把这种“烦心”上升为政治的“担心”，薛侃疏言:
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师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享，列圣相承，莫之或改。……乞稽旧典，择京藩贤者居京师，慎选正人辅导，以待它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计。
薛侃的提示正是以正德朝为背景，其中不吉之词使世宗大怒，但皇子问题引发的严重性仍然高悬。
世宗为早得皇子想了不少办法。如，先后两次下诏于南北直隶、河南、山东选淑女，“以广求嗣绪，上承宗祀。”奉道设酿，以祈子嗣。由于世宗迷信道家之法，对于高搽之祀并不感兴趣。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时甩、监生张岑请举高谋之祀，以祈圣嗣。世宗以高谋之礼难行为由，无意实行。后听从张德之言，定于嘉靖九年十二月祀高媒。
设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台上，皇天上帝南向，驻犊，苍壁。献皇帝配，西向，牛羊泵各一。高媒在台下，西向，牲数如之，礼三献。皇帝位坛下，北向;后妃位南数十丈外，北向，用帷。坛下陈弓矢、弓镯，如后妃殡之数。祭毕，女官导后妃殡至高谋前，跪取弓矢，授后妃殡，后妃殡受而纳于弓镯。
时率领妃殡行礼的皇后是世宗第二后张氏。群妃中有穆宗生母杜氏，时为康殡，常从祀，后生穆宗⑥。从嘉靖十三年，皇子叠生，此后高谋之祀不再举行。可见，高谋之祀是因后妃无子情况下一峙之特举。
从以上几个例子，我们看到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之间相互依存。即后妃身份须通过一定的礼仪来体现，一定礼仪只能服务于相应的后妃身份。二者不一致就会出现礼仪秩序的混乱。实际上，二者之间常有背离。其原因在于“家天下”时代，皇帝是帝国的主宰，其身、其家与帝国的界限模糊，私情、私事因此可能成为影响国家礼制的关键因素。“礼缘情”、“时为大”，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之间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礼学传统。情为夫妻之情、母子之情，求子祭祀也是家庭一时之私事。经由皇权的运作，私情、私事得以改变明帝国的政治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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