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思维中，人们养育子孙后代，很大程度上为了养老送终。司马光认为，即使没有子孙的孤寡之人逝世，最后也会有仁者为其收敛尸骸。许多人因为葬书、葬师之说久而不葬，最后甚至有人“弃失尸枢，不知其处”，司马光发出“令人深叹憨哉”的叹息。在他看来，阴阳风水学说不仅“不足信”，而且是有悖人伦的。为了劝诫人们不信葬书、葬师之言，司马光以自家为例，驳斥阴阳风水说。其父司马池去世时，族人认为非有葬师不可，并推荐近村所谓“良师”张生。

    其兄伯康治丧，一方面，将张生请来，并给予重金;另一方面，告知张生，要按自己想法行事，只需到时卜之大吉即可，不然马上换人，求其他葬师。张生为了钱财，果然进行粉饰，卜之大吉，族人都很高兴。而伯康按照自己意见，按照“取便于事”原则，来确定其父安葬日期、墓坑深浅、道路广狭等。伯康到司马光写《葬论》之时，已七十九岁高龄，并且以列卿致仕，此时司马光也已六十六岁，两人皆算福寿双全。而其宗族有二十三人从仕，在世家大族早已没落的宋代，像这样的名门，可谓不常见。司马光认为，他人用葬书、阴阳家，也未必胜过其家。而司马光再以其妻为例，司马光为葬其妻，而卖其地，留下了“典地葬妻”的典故。在办其妻葬礼时，“未尝以一言询问阴阳家”，也未出别的变故。司马光有力驳斥了阴阳风水家的无稽之谈，揭露了葬师的骗钱伎俩，拆穿了其迷信骗局，“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