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风水术源于对远古崇拜中对地形的崇拜，秦汉时开始流行起来。[B]297但发展到宋代，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广泛。风水作为利己主义产物，统治阶级希望以风水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平民百姓为了富贵利禄，将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礼记·王制》有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丧葬礼制一直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制度，在宋以前，一直是丧制的基本准则。但是到了宋代，除了国丧依此标准实施外，出现了普遍的迟葬现象。

    穆修在《东海徐君墓志铭》中提到:“久而不克葬者多矣。”‘在司马光看来，这无疑是严重违礼逾制的行为，“今之人违礼背法”。诚然，家贫无力置办葬具，以及远游在外无法及时赶回等，都是迟葬的原因，司马光认为其根由是时人笃信阴阳风水的缘故，古之天子、诸侯、大夫依礼制而葬，不择年月，皆葬于国都北，不择地。司马光认为当时盛行的阴阳风水都是不可行的。宋代服丧制度，与孔子提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川”相比，有所松动。《葬论》中提到了亲人去世游宦远方而不得归的情况，而关于宋前提服丧规定，也有所变化。真宗年间曾下诏:“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段特被叙用，未经百日，不得趣赴公参，御史台专加纠察。也就是说，在父亡兄段的情况下，服丧百日之后方可行政务，可见，文官服丧，远远不及礼制三年之期。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武官张继恩父丧，请于太常礼院给假，礼官表示:“今武臣例不解官，又无给假日限。后上奏仁宗，方下诏武官于卒哭祭之后再听朝参，不过百日。

    宋前期营求夺情起复时有发生，张廓曾上奏真宗:“京朝官丁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且忠教恩义，士所执守，一悖于礼，其何能立?从而可以看出，在当时看来，这种怀着各自目的而进行的逃避守丧行为，无疑是悖礼的。而司马光父母丧后，坚持为父母服丧，“丁内外很，执丧累年，毁痔如礼”，依旧制为父母守未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