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喀巴大师说:“显密的差别不在智见，而在方便法门。密宗的捷径就捷在修定的许多方便法门上。”①密宗相对于相较于显教其它各宗，密宗成就的速度最快更为快捷，显宗发心到成佛之间的距离是显教要经历三大阿僧抵劫(阿僧抵即无数之意)才可成佛，密宗则能“即身成佛”。显教佛学，由凡夫而至成佛成圣的阶段太过漫长遥远，往往使人望而却步，如有密师传授密法，得灌顶，坚守三昧耶戒，精修生起、圆满两种次第，最后三密相应，便可稳速得证，现身成佛。
“即身成佛”、“此生成佛”被标榜为密法修持中极为殊胜的妙果，这种独具胜义是历朝皇帝青睐藏传佛教的原因之一。再者，通过男女双修之无上瑜伽来修炼以便“即身成佛”，这是密宗的标志性内容，这恰恰也是最吸引统治者的。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离情绝欲对于普通人来说己非易事，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美女和财富的皇帝呢，既可成佛又可保留“今日之欲”，男女双修的修行方法是明代皇帝多崇奉此教的另一重要原因。
与皇帝对藏传佛教的痴迷态度不同，一些文官朝臣视藏传佛教为洪水猛兽，斥其蛊惑人心，污染华夏，且用于赏赐及招待藏僧的开支巨大，令朝廷的财政不堪重负，有责任的官员自然对此深为不满，历界不乏朝臣绞尽脑汁想尽各种规劝的办法劝谏皇帝。《清溪暇笔》记载了一件事:“永乐初，尝遣使往天竺迎其僧来京兆，号大宝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通’，教人念吨嘛呢叭弥吟，于是信者昼夜念之。时翰林侍读李继鼎笑曰:‘若彼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
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其所谓吨嘛呢叭弥吟云者，乃云俺把你们哄也，人之不悟耳。人称大宝法王颇有神通，他所教之六字真言也可视作藏传密教的象征，翰
林侍读李继鼎却对其嗤之以鼻，相当不屑，法王所教咒语也成为其嘲讽的对象，认为不过是骗人之说。而居庙堂之下的普通文人则对藏传佛教及其僧人持猎奇的态度，大多对藏传佛教没有深入了解，只是人云亦云罢了。
藏传佛教在元代占据强势地位，元廷竞习密宗佛法，“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于是精其法者皆致重于天朝，敬慕于殊俗。”②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全盘依赖政治，因此缺乏一定的群众基础。到了明朝，藏传佛教自上而下地发展，大国师、国师、禅师、番僧、法王、佛子、喇嘛充斥世俗民间，数量远远多于元代，藏密流行民间，藏汉文化得到充分地渗与交融，藏传佛教渗入了中国佛教乃至民间文化。藏传佛教在科仪、习俗、密咒方面对中土佛教的影响很大，中土流行的咒语大悲咒、准提咒与楞严咒都来自宗。明正德15年，武宗曾令喇嘛为大学士靳贵做法事，“上临其枢磋悼之，命所从番僧为之诵经荐福，贵家亦有所献云”。皇帝亲临亲自示范用番僧为臣子做法事，上若好之，下必甚焉，有巨大的导向作用，百姓亦纷纷效之使用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词话》中西门庆为李瓶儿办的丧礼也请了番僧做法事，第65回详细描写了这一次藏传佛教法事活动:
“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等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米花行香，口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缨路瑙璃，项挂镯镂，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璃，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戟，朱发兰面，丑恶无比。午斋已后，就动荤酒，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同阴阳徐先生往坟上破土开扩去了。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
藏传佛教的法事，仪轨及所用之物与内地百姓印象中的法事有天壤之别，中
土百姓希望通过多多益善的方式获取不同神灵的帮助，因此并不排斥藏传佛教的法事，且密宗法术也能满足百姓的娱乐期待，因此对民间丧葬祭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民间的一些佛教信徒也开始接受传佛教的修习方法，由准提信仰的流布即可窥见一斑。以明末清初为社会背景的《续金瓶梅》亦对藏传佛教的僧
人、佛像、仪轨有详细的描述，可见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已经对明朝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藏传佛教对整个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则是其“双修法气“欢喜佛”等性文化的流传。密教性文化之风从宫廷吹到民间，其满足欲望的实
用性引起朝野的痴迷与狂热，“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①。胡僧云游民间，公开举行大规模的男女双修法会，《续金瓶梅》第39回细致地描述了一次完整的双修法会，法会先抬出“合眼相抱，赤身裸体”的大喜乐禅定欢喜佛，接着“百花姑”唱番曲，4个男喇嘛与4个女喇嘛对舞，跳“胡旋舞”与“天魔舞气“轮流乱舞”到了三更，“这些男喇嘛与女喇嘛，一人一对，俱上了禅床，放下黄绞帐慢，一个个面壁盘膝，搂臂贴胸，坐喜乐禅定去了。百花姑合眼入定，把几个喇嘛和尚，不知入定了多少，才完了他的大喜乐禅。直闹到五鼓，这喇嘛也有下床的、出定的，却是大盘牛肉烧酒，每一盘，是大喜乐斋饭。把这大觉寺里尼僧们弄得半颠半倒，恨不得也学这演蝶儿法儿，好不快活，却去冷清清看经念佛，怎如得他们这等禅定。”“大喜乐”、“演搽儿法”是双修法的异称，这样人欲横流的法会令人咋舌，把“那众尼姑、香客中险不把个裤档儿湿透了，热一回，痒一回”，其流弊不可谓不大。密宗双修纵欲文化的影响愈到明代后期愈严重，在宫掖宣淫的带动下，全社会淫风炽盛，加剧了明末的道德灾变和风俗败坏，许多人徜徉于闺阁绣榻，醉心于男女云雨，沉沦一片欲海之中，“女体多与男相交，通龙脉，会佛根，今生阴形，来生必转男身。往往富室良家妇女，每被奸淫，甘丧羞耻，而急昧终身”，西天秘密之法对于民俗教化与社会安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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