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海马尔墓群发现的大部分中国瓷器为公元15一16世纪出产，拉西卡吉人的随葬器物有许多属于中国明代的物品。该墓群出土一百余件容器、大量的陶瓷碎片及一些其他物品。基于墓中出土许多元、明时期瓷器的现象，我们认为部分有较多随葬品的墓主人可能是这一时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的色目、回回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或武海马尔当地土(如妻妾、随从、伙计等)，汉化的穆斯林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汉人在葬俗上显然受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影响，同时也会接受一些穆斯林丧葬习俗，如死者的脸要朝向北方(当地看麦加的方向)。然而，由于武海马尔墓地墓穴都是东西朝向，尸体的头颅面朝北方(麦加方向)，多数学者据此推测他们是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教徒。然而，按照穆斯林的教规，绝不允许在墓中放置任何日常用品。
据《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一书介绍，中国穆斯林埋葬的特点是，“首先在坟地挖一个长约2米，宽1米多，深2米多的明坑，然后向一侧再开一窑洞，高约1米，长、宽以能安放亡体为准，一般还要在窑洞内放些香料，以防虫蛀，窑口用土坯或砖堵死，有的再加上一块大于洞口的木板或石板，最后把明坑回土填实，上面留有坟头、武海马尔墓地有许多墓葬形制与此相类似。
武海马尔墓地有的尸骨并不垂直于墓穴摆放，而是放置于墓穴壁完中，壁完或朝北，或朝南。根据当地搜集的资料，这一习俗在马达加斯加沿袭至今:死者右肩位于一个称为" Tarabintsy”的凹处侧躺。男性放置于北面的壁完，女性放置于南面的壁完。这种墓葬形制又与中国一些地方回族的墓葬形制相似。武海马尔墓地的死者在埋葬之前要裹上裹尸布，并裹上席子，前面已有描述。
世界各地穆斯林教徒都遵循着相似的丧葬礼仪，一般当天就埋葬死者，把亡者洗净，裹上白色硷衣，置入棺木，再将棺木放进土穴。由毛拉在棺木前诵经。在坟中放入《古兰经》片段，在墓中死者的脸要朝向麦加。
出生于航海贸易世家的明代学者李赞(泉州人)在《续焚书·李卓吾先生遗言》中写道:“倘一旦死，急择城外方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李赞所述即为其家乡泉州穆斯林的丧葬习俗，“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的墓穴长、宽、深规格，以及“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这是指在墓壁一侧掏挖壁完，将尸体放置完中。“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李赞所述与部分武海马尔墓葬将死者葬入壁完和用竹席、白布裹尸的葬法基本一致。
清代著名回族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对回族墓坑做法有更加详细描述:“葬之前一日，命工穿扩(坟)，其深随宜。(扩之深浅，量地所宜。地土坚者，宜浅，四五尺可也。地土松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总以穿穴不崩为定，以扩底无水为止)长六尺，广三尺。离底只许，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长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内深二尺，长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圆如弓背，下方如弓弦，北首作枕。穿扩得泉，另穿之。凡遇土松或沙地，不可穿穴，则穿直扩，深广如土。造石为停，围砌扩下，中深三尺，长五尺，广二尺，上加石盖，底不用石。无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砖。
四川回族人的坟墓都是南北方向。坟坑的制作，大致为二种，一种是选向阳、干燥、土质坚硬的山地，先挖一个长、宽、深均约2. 5米的直坑(俗称明堂、明塘)，从明塘底部向北方或明塘西壁再挖一长2. 2米，宽70厘米，高约1一1. 5米的弯形墓穴即成，俗称“窑子”(“热合提”)。这在四川凉山、攀枝花、阿坝等地较多，和西北回民的坟坑制作大体一致。一种是在土质疏松，无法挖“窑子”的地方，挖一个长约2米，宽约70厘米，深约1. 5米左右的长方形直坑。墓穴内四周用石板墙或石条，石板上预先刻上或临时写上“读哇”(老古兰经》文)，上用石板或石条盖或木板，回族俗称“沙弥”，凉山地区称为“埋灶儿”，盐边县称“买摘儿”。
武海马尔墓地有许多墓葬与上述四川回族的墓葬形制类似。从尸体的摆放姿势来看，武海马尔墓群都属于此种类型，这些墓中的遗骸都是平放在右侧，头朝东，目视北方，即面朝麦加城的方向。这些墓的风格很简单，全部都被石板围墙框着，没有墓穴或弯顶，没有像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拉穆(Lamu}、盖迪(Gwdi、基尔瓦(Kilwa)等非洲东海岸很多墓葬所树立的巨大墓柱。这些墓柱是从索马里沿岸到坦桑尼亚奔巴岛的中世纪墓葬的独特标志，但这类墓葬特征好像并没有越过莫桑比克海峡出现在马达加斯加。墓葬品中包括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器物，比如贝壳勺子，三脚石鼎锅和底座为绿泥片岩质的盆，其他一些很常见的物品(珍珠、戒指、护腕、青瓷及青花瓷器)，在同时期印度洋沿岸的所有港口地方都发现了同样的随葬品。除了瓷器外，武海马尔墓地还出土其他颇具中国风格的器物，比如珠母勺子(形状与漳州窑所产白瓷勺相似)、皂石鼎锅和铜镜等。
众所周知，元代色目人凭借熟知域外地理又善于航海的优势，在海外贸易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然而，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实行限制异族政策，沿海地区(如泉州)的色目人纷纷改名更姓，向外迁移并避居内地山区，有的则远走异国他乡，色目商人也不例外，或许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辗转来到了武海马尔，在印度洋地区继续从事贸易活动。而郑和下西洋对马达加斯加可能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武海马尔墓群的主人很可能与元明时期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活动有关，我们可以从这批考古资料推测，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在元代和明代就有着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武海马尔或许不仅是中国色目、回回商人的聚居点和中国商品在东非的一个集散地，也是中国船队在非洲的补给地。那么，武海马尔墓地也许是明代中国回回商人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和当地土著黑人的墓地。这些迹象表明，在欧洲人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早期登陆马达加斯加之前，中国人就已居住在马达加斯加了，并参与了印度洋的开发。而这个群体在马达加斯加的消失，可能与后来葡萄牙等欧洲人垄断印度洋贸易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武海马尔墓群的墓葬形制不同于同时期东非沿海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却与中国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较多相似之处。武海马尔墓地的部分墓主很可能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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