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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推动礼俗变易

来源:2021-09-27 09:56:35
    礼仪是一种人为的行为规范,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有密切关联,也会因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与帝制相关联的许多礼仪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民国最初五六年时间里,政府对礼仪改革做了很多努力。南京临时政府明令革除历代官厅“大人”“老爷”等称呼,改称“先生”“君”等;禁止和废除刑讯、跪拜、吸食鸦片、缠足、蓄辫等批政陋习;要求在祭祀孔子时,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1912年8月17日,北京政府公布《礼制》,对一些日常礼仪作了简单规范,确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庆典、祀典、婚礼、丧礼、聘问,用脱帽三鞠躬;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女子不脱帽,寻常相见用一鞠躬。1913年11月4日,政府公布(觑贺授勋公宴茶会各礼节),对觑贺、授勋、公宴、茶会程序、服装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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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7月13日,公布《相见礼》,规定官民见副总统礼、文武官敌体相见礼、文武僚属见长官礼、人民见官长礼、人民群体相见礼、卑幼见尊长礼、弟子见师长礼、女子相见及男子女子相见礼等。1916年8月9日,公布《渴见礼》,对特任、简任各职的晋见、大总统传见等礼仪都作了规定。北京政府礼制馆编制了《新丧礼》,规定吊丧来宾男子左腕围黑纱、女子胸际缀黑纱结吊仪除挽联、挽嶂、香花外,还有花圈,灵前供奉亡人照影,吊奠用鞠躬礼取代跪拜。礼制馆还编定了追悼会条例,规定追悼会程序为:摇铃开会、奏哀乐、献花果、奏风琴、唱追悼歌、述行状、读哀祭文、奏哀乐、行三鞠躬礼、奏风琴、唱追悼歌、演说、奏哀乐、家属答谢、三鞠躬、闭会。政府的这些努力,对于传统礼俗的变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1912年3月5日《时报》的一篇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还列数由于革命的推动,政权的更迭,社会礼俗发生的变化,说是:“自武昌发难,一声霹雳,万蛰昭苏。曾不半稳,共和成立。政体既易,一切典章文物风教制度,阁不有革新气象,而旧者日归淘汰。斯固天演之公例然也。”文章述及的与礼俗有关的变化有: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缠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清末已有女人放足、男人除辫,到了民初,则放足、除辫成为天经地义,而缠足、留辫则不合时宜。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也在礼仪变革方面做了一些努力。1930年,颁布《国葬法》,制定追悼会制度,制定新丧礼。1935年,制定《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公布《公祭礼节》。1936年,颁布《公墓暂行条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在戎马控惚之际,依然致力于礼仪变革。1943年,设立立礼乐馆,着手制定《中华民国礼制》,对国家礼仪进行全面规划。这一礼制以吉、嘉、军、宾、凶五礼分篇,包括祭祀、纪念、崇敬、庆祝、就职、勤渴、荣典、飨宴、抚幼、婚礼、学礼、考试、集会、丧礼、恤荒等各个方面的礼仪,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礼节。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它综合了中西礼俗,择善而从,摒弃传统礼俗中愚昧繁琐方面,吸收了西洋礼俗中的文明、健康内容。
    礼俗的变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有思想的交锋,习惯的惰性,也有利益的交叉,权力的博弈。晚清、民国期间,都有新旧交集、中西混杂、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现象存在。
    晚清时期,来华的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都已规定教徒结婚须在教堂举行,规定教徒不得祭祖。这对传统的婚礼、祭礼都形成一定的冲击。上海基督徒、著名医生黄春圃的结婚仪式就是在教堂举行的。一部分妇女亦已冲破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藩篱。1872年((申报》就有文章说:“上海地方之妇女跺蹬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若行所无事者,甚至茶轩酒肆,杯酒谈心,握手无罚,目贻不禁。"1874年,上海知县的一则告示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钗光,衣香人语,沓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这些妇女显然已经冲破传统礼俗束缚。19世纪70年代,上海就出现一瞿氏妇女,因其丈夫王某好逸恶劳、终日游荡而要求解除与王某婚姻关系的事件。1895年,上海就有天足会成立。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以后扩展到全国许多省份。1900年,蔡元培发布征婚启事,便要求女方必须天足,言明将来男方死后,女方可以再嫁,男女两方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晚清中国,传统礼俗占主导地位,新的礼俗潜滋暗长。到了民国,新的礼俗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传统礼俗仍有一定势力。以婚礼而论,大致有3种情况:一是沿用旧式婚礼,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程序进行,以内地、农村为多;二是按照新式婚礼的程序进行,以沿海城市为多,特别是读书人中间较多;三是新旧参用,既采纳新式婚礼仪式,又保留了新郎、新妇祀祖及行见家族礼等传统婚礼的内容。以丧礼论,既有采用国家规定的新式葬礼的,送花圈、戴黑纱、开追悼会,也有采用旧式丧礼的,还有新旧参用的,既送花圈,开追悼会,也焚纸钱、纸马,请风水先生选择葬期、坟地。内地、乡村以用传统丧礼为多。即使上海这样比较西化的大城市,沿用传统丧礼的依然不少。民国时期的上海,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哭丧戴孝、吹吹打打的送葬队伍招摇过市。1916年,轰动一时的盛宣怀大出丧,就是以传统丧礼为基调的。
    1935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说:“废除了旧礼节以后,我们现在还没有新礼节制定出来,现在社会上所流行的,都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今天与明天不同,明天又与后天不同,使社会几乎成为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大家各自为政,如此凌乱无序的社会。”他以上海出丧的仪仗加以佐证,“许多出丧仪仗,与办喜事差不多,而且用来表示庄严的仪仗,却是由一般极不像样的人充之,精神姿态,固都不整,穿的服装,无奇不有,军乐队所奏的音乐,往往是丧事奏喜乐,喜事奏丧乐,十足地表现出我们社会的没有规则,与没有礼节。”
    综上所述,在西力东侵、国际惯例、思想变迁与政治权力推动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的礼俗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礼俗的各个分支,因其历史的久暂、根基的深浅、涉及面的广狭,变迁的情况各不相同。军礼、涉外礼以及官员上下级之间的礼仪(包括臣之礼、总统副总统与下级之礼、不同层级官员之间的礼仪),因其涉及人群为小众,容易变革。立正稍息、鸣响礼炮之类一经移植进来,就很少变易。婚礼、丧礼之类,因其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涉及千家万户,故变易较难。与适应人的健康需求、尊重个人权利、体现平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礼俗,一经变易,就极少逆转回潮,没有人再将已经放开的双脚再忍痛缠起,没有人再愿意从自由恋爱退回到父母之命,也没有人在习惯了鞠躬握手之后再退回到跪拜之礼。除了在特定的宗教场所,跪拜礼还在实行,在世俗场合,已极少见到跪拜礼了,因为那种体现尊卑森严的肢体语言,与全球普遍奉行的平等精神恰好背道而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环境的人,因其先前礼俗传统不同,所受西礼影响程度不同,在礼俗变易方面也呈现不同的面相。沿海较之内地,大城市较之小城镇,城市较之乡村,变易幅度较大。礼俗之中,礼为规范,俗为习惯,礼不离俗,俗不离礼,相互影响。礼行之久,即化为俗,如追悼会,本是民国时期从西方移植进来的哀悼仪式,推行久了,民众习以为常,就成了习惯。有些俗,是先从民间变起,蔚为风气,然后经政府认定,以法律或条例形式出现,就形成了礼。如妇女走出闺房,参加社交活动,妇女放足,自由恋爱,都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滥筋,然后浸漫扩展开去,最后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可。
    由此可见,变易礼俗,祛恶扬善,去陋就良,政府与民间都各有自己的努力空间。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以前的礼俗变迁,有三对矛盾在起作用,一是全球化与地方性,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三是民间与政府。国旗、国歌、迎宾礼等,都是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有机同一。废除跪拜,男女平等,待人接物,既彬彬有礼,又简朴大方,则是融现代性与传统性为一体的表现。近代礼俗,是民间局部礼仪先变,官方主导的局部礼仪也变,然后出现中礼、西礼、古礼、今礼交叉混杂,让人无所适从的局面,然后政府出面制定礼仪。一部完整的国定礼仪尚未制定妥当,就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止了。现在,国家提出要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仪,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