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侗族栖居人文的“他者”建构中，前人从各个角度给予了理解，研究方法也仁者见仁。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有从侗族文化心理与栖居场所之间关系进行阐述的，有从侗族传统聚落观念与环境之间关系进行解读的，有从宏观层面研究侗族村落及其建筑的，更有专门研究侗族某一标志建筑特点及其内涵的。研究所涉及到的学科更是多元化，有建筑学、工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及其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元运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研究都是一种“他者”的建构。基于对“主位”理解基础之上的“他者”建构，最终要达到的目标都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人及这个社会的理解。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契合了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就宗教人类学意义的界定:宗教人类学“关注的对象不仅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而且也关注宗教的实践过程和参与这些实践活动的人群……，它对宗教的研究并没有‘就宗教论宗教’，而是通过考察宗教本身及作为信仰主体的‘人’，将宗教同‘人’与社会相联系，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出发，结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宗教信仰发生的场景、过程和意义进行综合研究和阐释，从而加深对人的理解”。那么，穿行于“主位”与“他者”之间，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显然对于研究侗族及其文化，并最终达到理解人之目的具有一定的意义。

    就侗族栖居文化的人类学解读，无论如何都难以绕开对侗族这一族群的历史渊源及区域文化特征的剖析。

    对于现今侗族的迁徙与土著说，学术界莫衷一是，但认为侗族是百越人的后裔，已达成普遍共识。越人是我国南方古代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的族群之一，因支系繁多，分布面广，故史称“百越”。百越主要分为东越(或称“东欧”，在今江浙一带)、闽越【在今福建)、南越(在今广东及广西东南部)、西贩(在今广西东北部)、骆越《在今广西西北至西南部)，另外还有在今滇南一带的滇越。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百越民族最主要的特征有:肩石斧、断石铸、几何印陶纹、断发纹身、拔齿、稻作农耕以及干栏式住居。据今侗族聚居区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古越人活动。近年来，贵州南部的一些县，发掘出土了一批磨石器。其中有肩石斧、断石镑以及几何印陶纹片，与东南沿海各省(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据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湖南省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了距今2. 2 -1. 8万年的“编织纹”陶片。而根据沉水支流—渠水南岸约1公里的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厂乡斗篷坡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的类别、制作风格及型制特点，初步认定其最早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文化面貌与湖南省洞庭湖区的同期遗存迥异，而与珠江三角洲的原始文化存在明显的联系。另外，如贵州锦屏敦寨，湖南新晃大洞坪、沙子坪、白州滩、兴隆坳、洞坪.湖南通道县下乡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均表明，黔东南、湘西南与古代百越部族关系密切[”]。结合考古资料与区域文化分布的特点，阳烂侗族属于百越族人后裔，其文化特点更是脱离不了农耕稻作民族的文化特点。这一特点与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相结合，形成了阳烂侗族的“生存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