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与祭奠活动具有社会性。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就说过:众人在侧，死者独行。一旦死者咽气，他首先成为家庭亲友活动的中心，在西方中世纪后期，死者还属于教会，以教士为主的送葬队伍是死亡和丧葬的象征。在中国，唐宋之后水陆道场在民间大盛。这种简化的佛道斋会成为丧俗中超度灵魂不可或缺的仪式，以后每七日一次共七次举行祭祀仪式，之后还有百日祭、周年祭，这些祭祀活动具有增强氏族凝聚力与认同感的社会功能。然而，在祭祀的特殊日子之外，墓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南非设计师Ancunel Steyn提供了一种针对性方案，目的是转变墓地的功能，从而挑战我们今天的死亡观。
Ancunel Stevn的设计概念是:“向死即向生，让生与死不再分隔。”在西方5世纪至13世纪的城市史上，公墓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公共场所。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死亡是日常之事，没有忌讳，而墓地受圣徒庇护，全城市民都可以到这里来聚会、散步、谈恋爱、玩游戏，墓地通常是城市里最喧闹的地方。而18世纪之后，城市改造者出于卫生考虑，也出于建造没有死亡的完美之城的野心，逐渐将墓地驱逐到城外。19世纪奥斯曼公爵的巴黎改造计划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Steyn认为，公墓不应该是一个不祥的、人们敬而远之的地方，而应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主题的综合吐公园。在他的公园方案里，男女老少都可以悼念亡者，正视死亡，感受生活的美好，交流生命的感悟。同时，公园里还提供了多种辅助身心康复的服务性活动，比如儿童发展中心、瑜伽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小型洗礼堂、礼拜堂、茶室、咖啡厅等等。
在葬法上，Steyn做了调查，他推崇冰葬( Promession )—一种瑞典发明的由液氮冷冻、粉碎，再提取组织物的葬法，这种葬法占空间小且对环境友好。利用这种葬法，他将墓的概念转换成柯尔顿钢的纪念墙，每一个单元是一块浅浅的墓地，埋入可降解的骨灰盒，用以种植小型植被。各自单元上用二维码链接到影片、照片、生平文章等信息，用以生者的纪念。同样，可以预约礼拜堂播放这些信息。
Steyn的方案极具革新性，尝试让墓地的社交属性从小圈子强社交转变为大圈子弱社交。它拓展了墓地的功能，不仅仅只用作丧葬和祭祀，而是变成了城市居民日常的生活空间。
2.死之葬地与生之纪念的分离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坟墓崇拜是共有的现象。基督教调和了多种古代信仰，规范化了来世说，相信末日来临时，只有那些入土为安，且没有受过襄读的人才会复活，肉身复活与祭坟传统得到了整合。在中国民间，坟墓是永恒的标志，祭坟活动可以维系宗族，教化人心。但在现代社会，对逝者的纪念活动越来越从宗教神圣领域滑向世俗领域，从氏族领域滑向家庭与个人领域。针对这一情况，部分设计师提出了弱化葬地地位的方案。
法籍华人陈佳珊(音)的方案将一部分骨灰收入一个直径小于10厘米的风铃中。风铃为莫比乌斯环的造型，比喻生命的永恒轮回，中间一根横管，暗示一段旅程的起点和终点，骨灰就放置在横管中。立陶宛设计师Loucas Papantoniou和Asta Sadauskaite的“家族树”方案获得了“死亡包装”组的一等奖。该方案将骨灰盒设计成模块化的蜂巢，挂在墙上，组成家族树。六边形的蜂巢为木质，用OLED做盖子，柔和的光线显示逝者的名字与铭文，亲眷可用手机更改铭文。这两个方案的出发点都是让纪念行为日常化、离心化，不同地方的核心家庭可以取得一部分骨灰建立自己的家族树，制作自己的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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