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采用“套头葬”是古代夜郎先民受“事死如事生”观念影响的结果,那么“套头”在这些墓主人生前的社会活动中代表着什么,是不是与墓主人生前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或者与他们生前所掌握的权利与财富有关呢?
首先,“套头葬”是古夜郎时期可乐地区部族先民的一种特殊葬俗。葬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说文解字》中记:“葬,从死草中。”意为:死在草中即为葬,身上盖的是草,体下垫的也是草。《礼记》: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可见,早期的丧葬礼仪是非常简单的,无非是用草将逝者掩盖起来,将他的遗体藏起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原始宗教与灵魂不灭观念的出现,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前对死者的态度,并且开始注重对埋葬方式的选择以及相关仪式,一方面是对逝者灵魂的追忆,另一方面希望逝去亲人的灵魂能够庇护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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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古人对某种物质或精神的崇拜并非是无由的崇拜、随意的崇拜,而是有凭有据的。夜郎先民对于铜釜或者灵魂的崇拜应该是基于某种特殊宗教意识之上的,或者说“套头”的主人本身就具有掌管这种宗教意识的权利。作为人类来说,只有在自身具有某种宗教意识的基础之上,才谈得上对于这种宗教所承载的某种物质或精神的崇拜。赫章可乐的先民可能对于头颅有着特殊的宗教情结,以至于他们在死后要以如此的方式来安排。杨淑荣先生对此也指出:“这种奇特的埋葬方式(指‘套头葬’)反映了这些墓主人的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地先民重在保护头颅的特殊宗教信仰有关。”
但是,杨先生的观点又有矛盾。对此,粱太鹤先生指出:“杨淑荣先生认为套头葬反映墓主人身份特殊……但杨先生对身份特殊所载未加解释,也可理解其所言特殊未必是社会地位的不同。从葬俗现象看,用釜鼓套头并不像商周流行的列鼎制度那样,专用以标志死者的身份等级,而更主要是用以达到生者的某种心理需要。杨先生认为套头还可能与保护头颅的宗教信仰有关。这一观点需作商量,因为套头葬在可乐墓地乙类墓中仅占12% ,所占比例太小。另外,如果仅仅是保护头颅,就可能还会采用一些其他方法,比如用陶器或陶片盖在头部,这种现象在新石器时代青莲岗文化遗址发现过多例。毕竟铜鼓和铜釜在夜郎时期的西南夷部族中价值是昂贵的。”
这正说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性以及这种葬式本身的特殊性。
通过考古资料获知“套头葬”的墓葬中随葬品都比较丰富,制作较为精美,与大多数墓葬中几件随葬品,甚至没有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在M274中还出土一枚朱文篆书“敬事”的铜印。这些说明采用“套头葬”的墓主人在夜郎时期可乐地区的部族中地位不一般,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宗教地位都高于一般的部族成员。又因,铜鼓或者铜釜在宗教仪式中是作为祭祀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献享器出现的,它应该是宗教法器而不是礼器。所以,使用铜鼓或者铜釜套头的对象应该是夜郎时期可乐地区部族的巫师或者祭师之类掌管宗教事务的人士。
我们推测使用“套头葬”的墓主人可能是夜郎可乐地区部族的巫师或者祭师,而铜釜或者铜鼓又是他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使用的法器,由此推断,用铜鼓或者铜釜来套头会不会是墓主人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种真实写照呢?据此,席先生提出:“套头葬是一种原始崇拜的反映,反映出人们对于灵魂的崇拜,对铜釜类器物的崇拜……用铜釜套头埋葬,能够给死者带来安宁,能够给生者一种慰藉。”因为铜釜作为夜郎先民所公认的“通神之器”,它能够成为夜郎先民向上天之神传达诉求和愿望的媒介,对于这样一件意义重大的“神器”,人们对它肯定有很高的崇拜心理。而人们的愿望和诉求产生于大脑的意念,祭师们在日常做法时将能够沟通神灵的铜釜套于自己的大脑上,使人们的愿望和要求能够通过某种意识的力量被天神所感知,达到祈求上天庇佑的目的。
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俗好巫鬼”,且夜郎地区内出土的几件贮贝器上都雕有杀人作牺牲来祭祀的主题图案。因此,巫师在部落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夜郎巫师的墓葬中,把他们平日“工作”场景原模原样地搬到这其中来,这样的推论应该是合理的。
此外,云南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葬的M113的腰坑中出土1件漆木跪坐俑,该俑踞坐于一件大铜鼓上,头顶上戴一件小铜鼓。据粱太鹤先生分析,这应当是一件巫师做法造像。此件巫师文物的造型与赫章可乐的“套头葬”中墓主的“造型”十分相似。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我们推断,“套头葬”应该是当时巫师作法时的情景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