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墓地,浦东公墓,华南陵园,

现有对丧葬仪式变迁进行研究的学者，有的是聚焦于丧葬仪式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功能变化，有的聚焦于仪式在与国家权力的影响和互动中所发生的变迁。

    对仪式本身的变迁进行考察的学者，关注仪式上出现的新兴事物和现象。严登才(2010)对安徽农村的丧葬仪式考察后，发现近年来丧礼上开始流行乐队，尽管乐队与传统丧礼仪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人们依然对其持欢迎和宽容的态度，原因在于乐队可以为举办丧礼的人家赢得面子，同时丧礼乐队依附于逝者的女儿和儿子的大舅子，这种以女性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社会群体取代了传统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正是靠着乐队，强化了一个家族与以女性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社会群体的关系。曹提<2005)在考察比较当地丧礼之后得出，陪葬品在现代化背景下亦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除非是特别亲密的关系，否则不会赶回来参加葬礼，即使匆匆赶回来参加葬礼也不会待太久;丧礼的仪式也适当简化了;人们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使得一些规矩不被遵守;丧礼的操办越来越市场化。狄金华(2013)对华北米村的丧葬仪式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之后，也发现丧葬仪式的持续时间和仪式环节出现简化的趋势。郭于华在谈到江苏地区丧礼上的脱衣舞时，认为这种现象是受利益的驱动而出现的失范行为。

    将丧葬仪式的变化归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的学者，大都关注到了国家对火化政策的推行。曹提02005)指出，随着火化政策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土葬仪式。郭于华将葬礼上的脱衣舞这一失范现象直接归于传统完全被破坏后，国家权力的突然退出。贺雪峰( 2010)也认为也认为国家权力的突出撤出导致仪式的失范，但是国家权力的突然撤出是间接而不是直接导致丧葬仪式的失范，丧葬仪式失范的根本原因则是人们“本体性价值”的丧失，而人们“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则是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突然撤出。

    有学者结合当地社会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仪式本身综合进行探讨丧葬仪式的变迁。陈柏峰(2012)特意考察了传统文化因素较为完整、祖先崇拜观念依然广泛存在、神鬼体系较为完整的江西安远县农村丧葬仪式，发现在当地社会火化政策却能够在短期内成功推行，经过分析其得出原因是在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丧礼仪式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发生了“名实分离”，仪式中的意义世界己经坍塌，神秘性逐渐消失，农民其实从内心里就想摆脱繁琐的丧葬仪式，火化政策的推行恰恰为他们找到了改革传统丧葬礼仪的正当理由，提供了一个打破传统的机遇，从而能够快速得到推行。而丧礼仪式的改革一旦被启动，就会不断被市场化，于是，仪式的所有环节都可以变通，所有的事务都可以由市场来替代，不再有任何神圣的意涵，村庄的公共性丧失。狄金华(2013)在对华北米村的丧葬仪式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之后，发现丧葬仪式的持续时间和仪式环节出现简化的趋势，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政策的变迁，丧葬仪式经历了从中断到复兴的过程，在变迁的过程中受到国家、村庄和超世俗力量等不同权力主体的影响。国家权力在渗透到农村时，试图弱化仪式中超世俗的权力，并进行特定的知识和规范的灌输，村庄是村民的行动单位，仪式的开放性使得其成为家人展演孝心的舞台，如果不举办仪式则会使其后代在村庄中“失去好的口碑和名声”，因此，仪式“不会听从国家的宣传进行简化甚至消失”，相较之下人们更愿意出一笔不小的费用进行“风光大葬”。此外，超世俗力量也制约着人们对仪式环节的消减，人们相信超世俗力量的存在，如果仪式中有不合适的环节就给世人带来超灵验的惩罚。因此，仪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同权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并不受某一单一力量的主导。

    3.文献述评

    以往关于丧葬仪式变迁的丰富研究，无论是对丧葬仪式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丧葬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的阐释，还是对丧葬仪式变迁过程的考察中对国家制度要求、社会思想观念变化等因素的聚焦，都对笔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之所以对于丧葬仪式的变迁并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丧葬仪式本身具有较强的地方性，作为重要的生命仪式之一，人们靠着自己的“库存知识”对其进行操作，而并没有统一的细节性规范操作，这种口口相传的“地方性知识”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因人们对仪式各环节的理解不同，从而使得丧葬仪式的变迁不会向着统一的既定的方向进行。但是当将其放到村庄社会中，并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对其进行考察，依然能够窥探到其变迁轨迹和变化的方向。以往的丧葬仪式变迁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在国家殡葬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将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实践逻辑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研究则非常少，基于此，本文将在国家殡葬改革的背景下，结合基层干部和村民各自的行动逻辑，基于仪式各环节的意义内涵，对胡村的丧葬仪式变迁过程中所发生的变与不变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