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以基层社神信仰圈和跨地域的人神信仰为例，对民间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秦汉时期的里社制度为基层社神信仰圈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基层的社祭活动是集体参与的，它不仅包括里中之普通民众，还包括里正、父老等社会基层管理人员，亦包括专门从事巫业的祝这一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联系的媒介。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作为地方主神，社在民众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保佑一方风调雨顺、赐民以五谷丰登的社会职能神，在更多的情况下，社是给予以民众富贵发达、平安吉祥、兑现预言、维护盟誓及赐民子嗣等美好愿望的神灵。民众对社神的灵验性持肯定态度。民众用集体的财力向神灵奉献祭品，通过巫祝之口向神灵传达人之所思所想，通过巫术手段及仪式请神灵消除水旱等自然灾害，通过集体的歌舞活动以取悦神灵，通过分享祭肉和祭酒及参与举行大型圣宴活动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这一切的群体性活动都为加强基层社会成员的相互认同感，增进彼此的亲情和友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过程正体现了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

    相对于里社之祭来说，秦汉时期的人神信仰则在更大范围的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城阳景王崇拜就是跨地域信仰的一个典型代表。对于安汉有功的刘章如同栗布一样，生前有功是其被立祠祭祀的前提，而人神的灵验性传说则是维系这一信仰存在的根本。但在神灵验性的背后能表明此信仰的存在合理性的，则是地方民众意愿的表达。部分官吏认为刘章的安汉行为符合儒家礼典规定的立祠标准，一般民众则借助于这一信仰以期达到消灾避祸、获取福佑等目的。总之，城阳景王崇拜满足了广大地域范围内信众的不同层次要求，对于生前有功而死后又能护佑一方平安的名人神的信仰，及献祭歌舞等等集体活动仪式的举行，对于加强该地域人们之间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