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探讨丧葬仪式的功能论、阐释人类学、实践理论、民间信仰等领域，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从仪式功能论的角度来说，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二十世纪初担负着研究的重任，这类学者所强调的是对丧葬仪式中各类活动所具有的功能进行的解释，“哭丧”这一具体的仪式环节也被划为丧葬仪式的整体中被赋予某种功能。从阐释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格尔茨在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一文中认为在挖掘和发现具体仪式行为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联，更多的是要理解人们关于“真正真实”的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习性，而这些优势如何影响人们的合理观念、实践观念、仁爱及道德观念。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德国历史学家Mechthild Leutner则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历史关联。她对丧葬的实践性分析主要侧重于两点:一是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关联，二是突出财产继承与家庭秩序整合在丧葬仪式中的意义。z在华探C Jame sL. Watson)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之间对丧葬仪式的著名争论中，华探用他的“文化标准化”理论“阐述了中国社会里有一套正确的、与人生周期相配合的仪式动作。其中，丧礼、婚礼是主要的生命周期仪式，这种仪式中的中国人可谓是几百年仪式标准化过程下的产物。而这种仪式中的动作比信仰重要。只要是恰当地进行仪式，参与者对死亡或者来生的信仰也都变得不太重要，即丧葬仪式中的动作或者表演比信仰重要。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认为“礼仪形式虽存，而哀悼真情，则等于零。而他在后期的书中写到，家族中个体生命在每一个阶段的转变都与家族与宗族息息相关，个体处在家庭与宗族之中。杨愈春在关于一个山东村庄的民族志文本里重点描述了家庭社会的发展及再生产与丧葬仪式之间的重要关联，丧葬仪式只需遵行礼俗，而制约着丧葬仪式的“排场”规模的则为村落内部的评价机制‘。郭于华以历史事实资料为根据，试图探索这种丧葬文化所形成的深层文化原因。她认为“中国的民间传统的丧葬活动是有文化意识结构作其内在支持的一套行为体系，即有着文化意义的行为方式。”2在以上包括哭丧行为的整体丧葬仪式的研究中，功能论学者强调仪式的社会功能性，容易产生过于关注社会的功能及社会整体而忽视个人在其中的作用。而阐释人类学者则侧重于对文化及文化现象的描述与阐释。从民间信仰角度出发的学者则对这些行为的动机与民间信仰关联做了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