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葬制度设立以后，盗墓现象从未断绝，究其根本，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就是众多盗墓者敢于迎风作案的原因。盗墓行为的最基本的动机，由自劫夺财产的出发点，即“物利”的追求。“‘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司马迁曾写到过秦陵陪葬品的数量“奇器珍怪徙藏满之”，秦陵地宫总面积四万一千六百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而奇珍异宝比比皆是，从占地面积来看，秦陵陪葬品的数量和珍贵程度都是无法估计的。唐朝前期既没有发生内部战争，又没有外敌入侵，自贞观年间统治到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就当时的世界环境来看，唐朝也是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人民丰衣足食，百业兴盛，因此厚葬之风盛行于整个社会，“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棺掉之丽，不可胜原”，厚葬之风的盛行，于逝者无益，但却刺激了盗墓者一夜暴富的求财心理。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根据宋代赵明诚所写的《金石录》一书中记载，在唐代被盗的墓葬多为王侯贵族之墓，如“唐代长光长公主墓”、“唐大将军梁光墓”等，这些墓葬因其主人生前地位高贵，在厚葬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陪葬物品必然丰厚，驱使盗墓者们无视等级制度和严刑峻法也要来盗宝。唐太宗曾说过要顺从长孙皇后的心愿，自己死后进行薄葬，根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昭陵“宫室制度阂丽，不异人间”，军阀温韬要盗掘唐太宗昭陵，见到昭陵内部结构复杂，陪葬品奢华无比外，还在陵墓外面建造富丽堂皇的华美宫殿，阂丽程度不异于人间，如此可见在一代君主要求进行薄葬时墓陵还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见唐代贵族厚葬时宝物之盛。唐代为了厚葬，大量烧制俑、动物和各种器皿，如受到西方国家重视的唐三彩，就是唐朝时广泛用于陪葬的一种器皿。唐人建墓，除了陪葬大量的珍贵物品外，还极其讲究墓室的构造和用材，有些建墓用的材料分为砖、石、木不等，不但精美，还持久耐用，市场价格不菲，如专用于帝王陵墓建造的金丝楠木，因其生长环境独特、生长时间漫长，年代越是久远越是珍贵，所以盗墓者不单直接从墓中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还追求墓材。《旧唐书·薛愿传》记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此时正值安史之乱，战乱频发使资源J^乏，于是薛愿就广盗坟墓，将建墓的材料转用于修建防御工事。虽然薛愿并不是出于私心盗墓，但是唐诗“荒坟开作瓮城培”的描写也印证了唐朝盗墓者们经常盗取墓中建材的情况。墓葬中丰厚的宝藏，难得又结实的建材无一不吸引着盗墓者们多行盗墓之事，唐代盗墓现象频

发也就不难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