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赵翼认为招魂葬始于东汉，“招魂而葬本起于东汉。光武姊元为邓晨妻，起兵时，元被害，后晨封侯卒，帝追尊姊为公主，招其魂，与晨合葬。此招魂葬之始也”。不过，文献中也有早于此的实例，汉初刘邦称帝后曾为母举行招魂葬，“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姚于黄乡。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宫招魂幽野;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招魂葬的盛行当在东晋时期，永嘉之乱中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导致人员伤亡惨重，不得其尸者甚众，招魂葬蔚然成风，以致在东晋初年的朝廷发生了一场关于招魂葬是否合乎礼仪的论战，起因于八王之乱后的司马越之招魂葬。

    东海王司马越战死，被石勒烧骨焚枢，渡江后裴妃要为尸骨无存的司马越举行招魂，此举成为招魂葬之争的导火索。袁嚷极力主张禁止招魂葬，称“故尚书仆射曹馥段寇乱，嫡孙JCL不得葬尸，招魂殡葬。伏惟圣人制礼，因情作教，故掉周于棺，棺周于身，然则非身无棺，非棺无掉也。JCL无丧而葬，招幽魂气，于德为想义，于礼为不物。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皆招魂葬。请台下禁断”

    袁嚷之流针对当时上层社会招魂葬不绝的现象，认为魂应安于庙，不应藏于墓，招魂葬是失礼行为，至于汉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等招魂葬先例，是“末代所行，岂礼也”。干宝亦认为“人死神浮归天，形沉归地。……若乃钉魂于棺，闭神于掉……，岂顺鬼神之性而合圣人之意乎!则葬魂之名，亦几于逆矣”。他们坚持先秦以来魂魄分离的观念，认为墓葬只为藏形，非为安魂，招魂而葬于典有违，于礼有悖。

    但也有主张招魂葬者，周生说“魂堂几筵设砖宝寝，岂唯敛尸，亦以宁神也[23j，，;李玮说“既葬三日，又祭于墓中，有灵座几筵饮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卿。他们认为墓内所设魂堂、灵座、几筵诸物可代表了死者之神魂，墓葬不仅是敛尸之地，亦可宁神，故而可以招魂而葬。

    这场争论的焦点实为墓葬功能之争，墓葬到底是藏形还是安魂的?主禁者和主葬者的分歧在于固守儒家经典还是承认丧葬现实，后者根据墓内设有魂堂、灵座、几筵等现实，认为墓葬是可以安魂的，这也反映了汉代以后墓室空间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现实，墓内已经普遍出现祭祀性空间和设施。

    关于招魂葬的争议最终以禁断而结束，但“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改葬丹徒。这表明招魂葬在东晋时期已是既成事实，可能在民间更甚，在战乱频繁的中原地区更普遍。前燕慕容信入主中原后，“廷尉监常炜上言:‘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载子，十室而九。……虽招魂虚葬以叙周极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令不此载”。慕容垂定都中山后，为被荷坚所杀的前燕末帝慕容障及宗室举行招魂葬i2>>;北魏宣武帝时，裴宣上言为战死者“招魂复魄，衬祭先灵”。南朝也有招魂葬，梁元帝世子萧方军败，于麻溪溺死，求尸不得，元帝乃“招魂以葬之”

    至于唐代，招魂葬更为普遍，甚至出现了“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30}的盛况。《唐律疏议》对因在墓中薰狐狸而烧毁棺掉者定罪，即使棺内无尸，也等同于烧棺掉之罪，这表明唐代民间的招魂葬现象极其普遍，也表明招魂葬形式已被官方认可

    唐中宗和思赵皇后被武则天幽死，遗骨不可得，“及中宗崩，将葬于定陵，议者以韦后得罪，不宜衬葬，于是追溢后为和思，莫知痊所，行招魂衬葬之礼”。不同于赵皇后以衣冠衬葬于陵寝，同样被武则天秘杀的睿宗刘皇后、窦皇后也以招魂礼葬之，但可能有单独的衣冠家，在睿宗的桥陵兆域内曾先后发现两方五精石，其一言及二皇后陪葬桥陵之事，估计刘、窦二后的招魂衣冠家当在靠近桥陵陵山处

    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招魂葬的具体礼仪程序，想必与普通丧葬最大的不同就是以生前所用、所好之物代替遗体安葬，以衣冠进行招魂葬即所谓衣冠家，其源头必与周代以死者衣服招魂之礼相关。但招魂于衣冠然后葬之是违背“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古礼的，此在东晋元帝时已有定论，但进入唐代后，无论社会各阶层皆大行衣冠招魂之礼，甚至没有了是否合乎古礼的质疑，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