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使用权促进物权法定原则的完善

    德国传统日耳曼法认为，一切以占有为基础的权利，皆可视其需要成为物权。因此日耳曼法上的物权数量并无限制。19世纪潘德克顿法学发生转向，要求对物权的数量进行封闭式列举，此为“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定主义首创于德国，但并未明文规定。这并不影响德国学界和司法界对该原则的适用。a与之类似的如《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均未明文对物权法定予以规定。与之相反的如日本。《日本民法典》另辟蹊径，于物权编通则章将物权法定明文化:“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并置于该编首条，以彰示统领全编之纲领地位。日本的做法受到《中华民国民法典》从条文位置到具体表述的全盘移植。3在此之后，如奥地利、荷兰、葡萄牙、韩国皆通过法律予以明确。我国现行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六条、《物权法》第五条均规定了物权法定这一物权基本原则，其根本上也沿袭该思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意识的增强，我国民法也在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也做出的较大的变化。如《民法总则》第十条引入习惯的法律规制的具体内容，并为其划定了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底线。这也是我国首次引入习惯这一概念，为解决纠纷提供了新的依据。早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前，许多学者就在探讨关于物权法定缓和主义的相关问题。其主要理由表现在由于“物权法定主义”事关国家之根本财产制度，其责甚大。因此，其常带有强制性色彩。4“物权法定主义”中的法指《立法法》中规定的只能由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这也导致另一个问题:“法”之严格性虽然有助于权利之确立，但正是因为“法”如此这般严格，又会导致物权法定主义在适用上的僵化。5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导致对物权法定主义给予适当松动，己成为学界多年以来所共同关注的课题。“其目的主要是克服物权法定主义所带来的“法律僵化”问题。

    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物权法定主义己经有了缓和趋势以适应市民社会的需要的路径思路。2009年台湾地区修订的“民法”物权编中也引入了习惯作为物权法的法源。立法活动的过程本身是就是挖掘社会的过程，人类虽然具有至上性，能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人们的认识依据具有局限性，受制于客观世界的展现程度、科技的发展水平和个人的主观条件，是非至上的。此外，法律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语言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因语境不同难免出现歧义和模糊。是故，法律亦无法完全克服其与生俱来的不和目的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等局限。‘因此，只有不断的适应时代发展才能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