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涵化研究是文化变迁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涵化现象的研究在1910年前后已开始，“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是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美国人类学家探讨的主要课题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和中国的涵化研究都开始转向对其“国内少数民族的涵化和移民群体的涵化以及涵化人群的心理适应的比较研究”。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目前，国内对文化涵化的研究仍侧重于横向的角度，认为涵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这种界定，受西方人类学文化涵化理论的影响，强调了文化涵化既是一种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结果。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认为“涵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孤立的事”。哈维兰则认为“文化涵化是指有着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进入集中的直接接触后，造成一个群体或两个群体原来的文化形式所发生的变迁”。都是强调文化涵化的过程性。与此同时，美国人类学大师克屡伯认为“文化涵化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英国人类学家弗斯特也说:“其中居于劣势的社会，它的文化受到居于优势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急剧的变迁，以求与居于优势的社会文化相一致”。上述的观点有共通之处，都强调接触在涵化中的重要作用，即多种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会产生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对于多民族聚集的村寨，文化接触的层面较广，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的机会也更多。文化涵化的研究对我们深刻认识此类村寨文化是有很大助益的，因为，文化涵化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文化的性质，了解到文化的适应性、稳定性，从而发现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与结果。

    然而，笔者认为，尽管文化涵化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但也有其不足之处。目前很多文化涵化的研究，仍然多是从平面、横向的角度观察不同文化特质的变化过程及结果。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对语言、风俗、信仰等几个文化层面的变迁研究为主的涵化研究模式。这样的研究模式却缺乏对文化主体性的关照，缺少对涵化概念进行再认识的纵向视角。对宝坪村六个民族进行调查后，笔者发现，这些族群的文化在经过长期的接触后，既没有完全性地融合，也没有因为一方文化因全面地接受另一方文化而“导致自己文化的完全灭绝”，更多的情况是，一方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仍保持了其传统的本色，在接受和因循这两种向度之间，保存了其自身的文化和自我的认同感。那么，宝坪的村民如何维持这种“张弛有度”的文化整合状态，其根本的动力源自哪里?是什么决定着文化涵化过程的方向和程度?这些纵向视角的问题，正是本文力图分析和解答的。

    以上提及的纵向视角，包含了对重构文化传统的探讨。在宝坪村，最能体现其文化传统的恰是至今还广泛盛行的信仰习俗，而这里每一次丧葬仪式的举行，则可以喻为是一次各族群信仰习俗的大汇演。在宝坪的丧葬仪礼中，几乎最重要的神圣空间都要被派上用场，平口村民所遵循和固守的信仰习俗，如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土主崇拜等在丧葬仪式中被更加集中和强化地展现了出来，并体现为对祖先的召唤，对自然神灵的回归、向土主祈福、以及对村民时空观念、时空安排地强化。宝坪人重死，他们把丧葬仪式视为信仰生活的核心部分，往往能为办一次丧事而不惜重价，平口里不在意的习俗礼仪，在丧葬仪式里却必须遵照规矩，丝毫不能敷衍。可以说，从对村落文化和信仰习俗的观察而言，这个仪式无疑更有代表性。基于这样的实际，笔者选择丧葬仪式作为观察文化涵化的窗口(或说是透视点)，同时也是从纵向的维度分析文化涵化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