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突厥的葬法，学界多有讨论。藉史书记载火化尸骸一例，后世多断其实行火葬。其实不然，追本溯源，可知在早期时代，突厥曾盛行过天葬的风俗，“契丹本东胡种……风俗与突厥大抵略同，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川川吕，另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都波，铁勒之别种也……死亡，以木柜盛尸置山中，或悬于树上，送葬哭泣，略与突厥相类。早期的契丹人长期受制于突厥可汗派驻的吐屯，其间突厥丧葬风俗也深深影响着契丹人的丧葬礼法，通过契丹葬法可以佐证突厥葬法与之相类。再者，从突厥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来看，这种把尸体埋于山中，或悬于树上任其自然风化的天葬习俗与原始突厥人生活过的高大密林环境密切相关。由此可知，天葬是突厥人早期的葬俗也是合乎情理的。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突厥葬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化过程，且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当突厥人从叶尼塞河上游迁徙到广阔的草原地带，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畜牧业逐渐在突厥的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民族之间借助于战争、和亲和互市等手段的交往趋于频繁，促使突厥葬俗发生剧烈的变迁。这一时期，火葬在突厥社会逐渐流行，这在中国史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相应的记述，“突厥本欲大掠秦、陇，即逢长儒，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助哭而去”。战争连连、灾荒不断常使不少突厥民众弃白骨于荒野，根本无法按部就班举行葬礼，甚至军情紧急之下丢弃尸体也是常有之事。但是在突厥人看来，尸体留在敌人手中比死亡本身严重得多，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突厥勇士在战场上会竭力抢夺战死者的尸体并在统一的哭祭之礼前予以焚毁。施行火葬，火化尸体，很大程度上源于突厥人对火的崇拜，他们相信火能驱邪。突厥人一般不会单独焚烧尸体，而是把尸体和他生前骑过的马匹及穿过的衣服一起焚烧，置尸马上，以示突厥人从生前到死后都是位勇敢的骑士。火葬只是葬礼的序曲，火葬后其亲属收其骨灰，藏之于弯庐式的骨灰瓮，半年后等待草木枯荣的时刻始正式入葬。突厥称雄的年代也是其葬法由火葬向土葬过渡的时期。在新疆突厥古墓中发掘出一口长约两米，呈长方形的大型石棺，棺内骨架完好，说明突厥开始土葬尸骨的作法。从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提供的线索看，突厥土葬受中原文化的浸染大致经历了小型石棺墓、大型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等几种类型。当然，突厥在实行土葬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火葬的传统，火葬与土葬并行的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突厥作为晓勇善战的马背民族具有一种本能的扩张欲望，而脆弱的游牧经济又难以满足突厥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对外掠夺成为一种常态，在战争中杀敌立功就成了突厥勇士的目标。如何才能显示自己的战功，并让后世铭记昵?树立“杀人石”是显示勇士战绩的最好标志。依据具体的石头数目来展示死者的战功最形象不过了，所以在突厥人的墓前看到没有叙事铭文的立石也就不足为奇了。立像习俗也是突厥丧葬文化中较具特色的一个部分。一些突厥贵族将石像立于死者墓前，使其面向东边，摆出一副右手按刀胁下，左手执杯于前的姿势，给人一种票少之风。突厥石人在外貌上明显与中原人不同，体态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内涵上不同于周边民族差异很大，它们是死者的形象标志，代表死者接受人们的祭祀。在树立石像之前，突厥很可能有刻木为像的历史。随突厥人向草原的迁徙和生产条件的进步，立像习俗经由少数雕刻的大石桩过渡到石人雕像，之后又呈阶段向前演化，在北方草原上留下了颇为壮观的石像群，由此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