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观念源远流长。在天命观占支配地位的商周时代，选择墓地一般通过占卜的方式进行，死者的最终归宿取决于神的意志，尚未表现出阴宅福祸子孙后代的风水观念。将阴宅与人事联系起来的堪舆之说，始于战国和秦代，战国秦惠王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名疾。他死后葬于渭南章台之东，墓地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曾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是一处吉祥宝地”。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汉初营建宫殿，“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果然如他所料。因他的墓地在渭南檐里乡，当时人们就俗称他为“愕里子”(《史记·槽里子甘茂列传》)。愕里子是历史上最早言墓地风水者，被后世风水先生奉为开山之祖。到了东汉，葬地兴旺的说法开始盛行。最神奇的莫过于东汉袁安葬父的故事。袁安的父亲死后，母亲命他外出择求墓地，路上碰到了3位书生，他们得知袁安的意图后，就指点一处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话刚说完，即“须臾不见”。袁安方知是神人点穴，就将他父亲安葬于此。这块风水宝地，果然给袁氏家族带来好运，不仅袁安后来官位至三公，他的子孙也官运亨通。这故事从侧面说明此时墓地说已风行，而且风水师为文人书生，追求墓地的目的十分明确—为了死者后代繁荣昌盛。

    魏晋南北朝，风水术日益传播普及，广为民众所接受，成为社会的一大时尚。这一时期出现的风水术著作有《宅吉凶论》二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一卷、《家书》四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等等，足见六朝人对风水术的喜好程度。更为重要的出现了风水术权威性的文献和经典著作—《葬经》。该书把风水从传统的相地术中分离出来，全面论述了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从而奠定了风水术的基础。《葬经》认为每个人的祸福、贫富、贵贱都取决于其住宅和祖父辈葬地风水的好坏。所谓“风水”，就是生气。“葬者，乘生气也”就象春风吹拂后的花木和青山，有欣欣向荣之慨和生机勃勃之势。怎样才能保持“风水”呢?一藏风得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二是要因形顺势。支、垄的葬法是:“支葬其巅，垄葬其麓”。形和势的区别是‘’千尺为势，百尺为形”;三是墓地要“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这就是后世流行的四灵为四方之说;四是讲究禁忌，如山就有童山、断山、石山、过山、独山等五种山不可葬。否则会‘’生新凶，消已福”。

    风水术的风行，使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如鱼得水，异常活跃，其阵容日益壮大。管格和郭璞是这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著名的风水术宗师。管格是三国时山东平原的术士，能根据墓地“四象”预言吉凶，被后世风水师推崇为风水祖师。郭璞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风水宗师相传他博学有高才，好老庄哲学，对天文地理、龟书龙图、交象凿纬、安墓卜宅等无所不能。他不仅是个风水理论家，著有风水史上的名著《葬经》，而且是个实践家，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他在相墓方面的“动人”传说。六朝之际，信风水的可以说比比皆是。不仅史书上多有记载，从考古也得知，东汉以后的许多墓，特别是江南一带，上至帝王陵园，下至平民小墓，或背倚山峰，面临平川;或溪流回绕，林木葱郁，地形环境都符合风水的要求，就是证明

    六朝风水盛行的原因:一是风水术自身发展日渐成熟，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二是迎合了当时民众渴求改变命运、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中国古代虽然相信命运甚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观念已根植于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但真真安贫守贱的却不多，梦想荣华富贵的大有人在。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生活悲惨，现实幸福生活的不可求，促使他们寄希望于一方风水宝地，以便能趋吉避凶，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福禄寿康，荫及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