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只有积极、主动、开放地吸收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文化，不断地学习、消化、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发展创造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水平。藏文化、藏传佛教之所以能有“前弘期”和“后弘期”的两次发展高峰和辉煌成就，就与当时的藏族社会善于吸收、转化中原内地佛教、道教文化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外来文化的融人与支撑，藏文化根本就不会有可以夸耀的成就。然而，发展到近代以后，藏传佛教依托政教合一造就的繁荣却是使教内盲目相信藏传佛教已是世间一切学问之王，进而形成一种目空一切、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自负心态，全然忘了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正是因为前辈们以一种谦虚、开放的心态广泛地吸收、容纳、消化外来文化的成果;也全然没有意识到，当藏传佛教内部发展到极致之际，也正是没有多少文化潜力可挖、极有可能“盛极而衰”的时候。

    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认识盲区而形成的自负心态，使得宗教集团即便在面临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他们还是因盲目自负而保守，因保守而“冥顽不灵”地对外来文化或意识形态采取一种顽固的抗拒、敌视的态度，对推动有利于社会文化均衡发展的改革极尽阻挠之能事，因此而丧失掉种种促使藏族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的机会。如今，民主改革已过半个世纪，但藏传佛教内部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不愿有所发展和创新的现象仍较大范围存在，与现代文明理念相适应的进程依旧缓慢;与此同时，达赖集团则大肆在国际社会宣称共产党毁灭西藏文化，将保护藏文化的所谓“独特性”和“原貌”当做西藏要“独立”或“高度自治”的根本论据;而一些西方人士怀着“香巴拉”的梦想，也希望藏文化就此“凝固”不变，成为圈起来的“动物园”和博物馆里的“活化石”，以供他们参观和赏玩。藏传佛教教内要深刻认识到，这种封闭、守旧、保守不但没有出路，反而越是想保持“独特性”、“独立性”，颓势就会越加难以挽回，就越会丧失独特性、独立性;因此，藏传佛教唯有真正向现代文明敞开胸怀、积极融人，才是必经的新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