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本文着力论述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司法的影响，那么这里就谈一下宗法社会组织形式的存在对司法体制的影响吧。在传统的司法体制中，法律被定位为家长手中的鞭子，父母官兼理司法，而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处理案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儒家所倡导的“亲亲相为隐”的法律原则及相关制度，也比较能反应宗法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该法律原则主要是强调卑幼对长辈赋有隐匿义务，如果卑幼告发长辈有罪便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反过来则不成立，这是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宗法伦理义务的实现。在具体刑罚规定方面，有严惩对长辈权威冒犯行为的规定。当时的法律赎予了家长对财产的绝对拥有权还有父母对子女的教令权，违犯教令的子女会受到刑罚制裁。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说到:“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家族中所有人口—包括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备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掉，都在他的权力之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他手里。……同时，由于法律对其统治权的承认和支持，他的权力更不可撼摇了。就法律权而言，家长对于子孙及其他附属成员有惩戒权和送戒权。从民事方面的规定看，中国传统法律似乎更为主义从一下细微的地方维护宗法伦理秩序，捍卫宗法社会组织结构。合乎“亲亲尊尊”原则的家财管理和分割方法，是宗法家庭维持和睦状态的重要因素，也是宗法秩序中的一部分。法律特别规定了禁止“同居卑幼私擅用财”和“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的行为。作为家族中的子孙或者其他附属人口，由于本身没有独立的财产，其要想在外生存而不依靠家族中的掌握财产者是很难想象的，特别在当时，社会还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缺乏流动性的模式，获取生存资本的途径很有限，要依附就要屈从，古人似乎也是深谙此道，通过法律来保障家族中家长对于财产的绝对拥有权，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法律规定父母在而别立户籍，分异财产为不孝这样一来，通过对家长的经济财产权和法律权的确认，再加上用宗教权使其披上神圣的外衣，保证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大的家族的稳定，已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又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以这些稳定的家族为细胞建立的一个结构超稳定的系统，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内敛型的社会，而不是一种扩张型的社会，当然了，从某种消极意义上来讲，这样的社会往往缺乏活力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