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于1987年《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一文里，梁治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谈论法律文化，首先是把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把握.任何一种有效的法律，都必定与生活于其下的人们的固有观念有着基本协调的关系.”中国的民众普遍有着维护君主却缺乏民主、提倡平均却忽视平等、重视道德感化却忽视法律规范、提倡严刑峻法、法律虚无倾向严重等等思维观念，这些都是法律文化中的弊端，但就是这样消极的思想观念却在大众心里占据着很重的分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民众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的也要苛以严厉的刑罚，提出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一些邻里之间的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也更加注重法官的能力等，这些又是民众观念中积极的因素。刚才提到的梁治平先生对法律文化的定义也与后来先生反复强调的“法律精神”、“法律性格”、“法律观念”的提法相通，可以说梁治平先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这一解释是较为深刻和合理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有失偏颇的，过于重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观念形态和精神特质方面的研究，从而造成了对其他法律文化现象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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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兵、刑、法”的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古代人的法律观念，虽然在后来，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人们的法律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视法为刑、视法为禁、视法为“王者之政”的观念确实还普遍存在着，在当代中国，这一观念在很多人脑中也还是有着不算小的影响，很多人仍然害怕法律，对法院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有着不可克服的恐惧感，也有很多人去了解法律，但是不是为了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用法律做武器去维护，而是担心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从而受到刑罚，虽然这也是法律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但是某种程度上说，作用毕竟是消极的。然而，西方法和西方人的法观念都是与中国古代法完全不同的。“在另一些语系比如印欧语系的希腊、罗马、日耳曼等语族里面，‘法’字不但与‘刑’字无关，而且其本身也丝毫不含刑罚的意思。……西语中的‘法’字，几乎可以同时读作权利。”利的保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古代希腊、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每一次重大斗争都在法律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每一次调整和重新分配，也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稳定及和谐，法律调整是主要的手段，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法律的强制性是人们在行为时的“紧箍咒”，但请相信人们更向往的始终是一种自然和谐，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按某种规范行为，“自觉”也大大好于“被强制”，所以法律心理、法律观念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为有意义，而笔者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法律文化的渲染和影响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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