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讥讽和政治上的歧视，使不少有识僧人逐步认识到建立统一僧团以团结全国僧人维护佛教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组织结社是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重要途径，也是公民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公民身份主要是通过其运作和在多元性的组织中加以学习和巩固。太虚在反思其辛亥革命以来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时认为，要想获得佛教真正的复兴，“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民国成立伊始，太虚法师就开始了建立佛教僧团组织的努力，金山寺事件不过是他这一构想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太虚的得戒师、著名的八指头陀释敬安对太虚的举动做出了回应，1912年4月1日，为抗议各地不断发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保护寺产，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八指头陀释敬安为会长。这是中国近代佛教成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团体组织，也标志着近代中国佛教组织化的开始。但在北京内政部，八指头陀因寺产问题受到民政司一官员的羞辱，之后不幸因此殉教。建立全国性的佛教僧团的过程尽管一波三折，但各地方性的佛教团体则纷纷成立。在南方革命政府北伐之前成立的地方性佛教团体或组织，“就以弘法团体的名义，团结教友，代替教会”，这类弘法团体当时各地大约有二三十个。佛教团体或组织的创建团结了全国各地的佛教徒，增强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在庙产兴学过程中，佛教徒通过中国佛教会与政府就寺庙管理条例进行交涉，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改善了佛教徒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