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徒中较早具有民权思想和参政思想的是太虚。太虚曾赋诗挽黄花岗起义烈士:“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1913年北京召开第一届国会，太虚上书参众两院，吁请“规定佛教徒(僧众)同有参政之权”。太虚为佛教的未来考虑计，同政府关系密切，积极争取参政权利和机会，被讥为“政治僧”。但太虚却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业，是一种菩萨行为，故他自己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菩萨僧”的事业。“菩萨僧乃为真正的更无私事而专管理众人之事”，“余固未足为菩萨僧，然志愿所在则未尝一日忘学菩萨僧也，特患未能符政僧的名实，又何患世人之称为政僧?”他作《菩萨的政治》一文，视僧人的政治参与为菩萨修行以建设人间净土的行为。

    在僧众中，他激发了大家开展关于僧人公民身份的讨论、组建佛教政党以更好地参与政治的讨论。在他自己则积极争取国民大会代表权，认为国会不能够忽略或无视八十万中国佛教徒的存在，应该让佛教界在国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尽管太虚被蒋介石圈定为国会代表，但是由于来自佛教界和政界一些人的反对和阻挠，太虚的代表权问题最终没有实现。但经过太虚个人经历的教育，广大僧人更加认识到了公民身份对于僧伽的重要性，如释大醒指出:“佛教的僧尼，虽说出家，还没有出离国家的范围;虽说学佛，还没有到达成佛的地位。在在处处还要受国家法律的管理约束，朝朝暮暮还是同人民一样的生活着，而且僧尼对于国家应尽之义务—如完纳赋税等等是与普通人民一样的;僧尼既然是离不开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全体，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如公民权选举权，僧尼也不必放弃!”公民身份是与僧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