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僧伽常被视为出世离世的“方外之人”，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的影响下，中国佛教界的僧人走上了一条“救国护教”的道路，从“方外之人”逐步变成积极入世的“方内之人”。针对国民政府要求全国僧道一并服兵役的规定，当时的僧人从僧人作为国民一分子，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并结合佛教教理教义进行了讨论，认为“救国”即“护教，“护教，须，’救国”。但为使僧人不违反佛教不杀生的教义规定，僧伽改做战场救护伤病员看护及尸体掩埋等工作，灵活处理了僧伽服兵役问题带来的僧伽身份与国民资格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在整个抗日救亡期间，中国佛教界通过各种方式如发布通电、组织佛教救护队、宣传队、访问团等，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国家民族和佛教危难的关切和对残暴的侵略者的愤怒与谴责。

    “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军的修罗暴行。为支援抗日，筹集救灾善款，圆瑛两次下南洋募捐，前后共募得10万余元银元，全部用于抗战之需。他致书中国佛教学院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佛徒有责。”“七七事变”之后，太虚发出通电号召国内外佛教弟子同赴国难、全力投入抗战事业;同时又以宣电的形式号召日本佛教界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在长期历史中结成的友谊。此外，太虚法师和乐观法师等人还分别组织国际“佛教访问团”和“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访问东南亚各地，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宣传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民族抗日战争。

    中国佛教总会也向全国僧尼发出“救国何肯后人”的号召:“……中国佛教总会，以僧人同属国民，际以国家多事之秋，救国何肯后人，……电令全国各分会，速组织救护团，加紧训练僧众，以备非常时期之需要。”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成立僧伽救护队、宣传队、公债劝募队、救国协会等僧人抗战团体。在抗日战争形势严峻时期，更有不少如湖南南岳衡山等地的僧人秉持菩萨修行方便不妨杀敌降魔救国的信念，直接冲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菩萨地戒品云:“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菩萨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又云:“又如菩萨，见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恶，于诸有情，无有慈悯，专行逼恼，菩萨见己，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随力所能，若废若默增上等位，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