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批评法相唯识宗,认为法相唯识宗研究分析哲学、批判哲学,好像在许多地方研究得很透彻,事实上,因为它不肯放弃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那个分别意识的了别作用,所以,它们只是透过精细的分析研究时好像很透彻,但是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分析研究到位。研究唯识的学者,视分别作用为至宝,然后透过分析作用、透过了别识,从四面八方把这个整体宇宙打散,打散了之后的整体宇宙就合不拢。片面地认识合不拢的宇宙、人生,就形成了片面观,而不是总体观。
方先生认为,真正在哲学上面具有最高的智慧,不管是透过人类修养而得来的智慧—所谓“后得智”,还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伟大精神,都来自于每一个时期的大佛所得到的智慧—所谓的“根本智”。“根本智”的智慧,不是从片面的、分析的细微了解里面所聚集起来的智慧,而是从无分别智的领域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智慧。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上海墓地,华南陵园,

方先生认为,在中国一千多年来,只有西藏传安慧系统的人,还知道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并且还把它翻译成藏文而加以流传。在大陆内地的中国人,因为安慧大师反对唯识论里面的分析学派,便不肯翻译他的著作,因而使这个很重要的著作无法在中国流传,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虽然今天仍然有人在法相唯识宗里面讲唯识,但是在讲出了毛病之后,就说要“转识成智”。可是因为他不肯放弃虚妄分析的观点,所以挂不上根本智慧或后得智慧。譬如唐代唯识宗的第一流大宗师窥基大师,他走的不是弥勒菩萨的路子,也不是无著菩萨的路子,而是世亲菩萨的路子。世亲菩萨的路子是不必转识成智的。只要到了第八识,就已经是清净识了。因为他把一切错误的责任,都加在第七末那识上面,认为如果第七识没有我执的话,就没有没有错误的根源,也就没有我慢、我爱、我痴、我贪。所以如果这时候要转识,从前五识转到第六识,第六识转到第七识。如果能够压制住第七识,使它不再犯错,而不生我慢、我爱、我痴、我贪,那么就没有了一切错误。然后再回到第八识,就已经回到清净识了,用不着再转识成智。不过在一般传统立场所讲的唯识,都认为阿赖耶识是一个复杂的组成体,在它里面是如来藏、减识,善因子包括在内,恶因子也包括在内。甚至于在中国各家各派在讲《大乘起信论》时,不仅仅要讲清净光明,而且要讲“子时无明”。“子时无明”就是深更夜半要转到第二天的那个开始时间,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时候,就会有无明的种子涌生来,那么从第二天开始又要受无明的黑暗所感染。
窥基大师继承了阿赖耶识染净同位的理论,将其发展为他对第八识的概念。他在《辩中边论》与《摄大乘论》里面,都认为遍计所执性是错误的,依他起性有一半划到遍计所执的部分是错误的,另一半划到圆成实性的部分是不错误的。但是假使靠到圆成实性之后,他应当能使一切虚妄分别停止作用,或把它取消掉,连根拔起。然后才能讲到圆成实性,这样的圆成实性才可靠。可是中国的佛学,从《大乘起信论》以后,不仅仅要讲无明,而且还要讲一个“子时无明”。每个人从第二天开始,好像就有一个根本无明在那个地方起作用,而人们也就在不知不觉间就跟着这个无明而流转,对于自己的精神无法自主,好像整天都受到了困惑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立场看起来,就叫做“体”(Akata kalita),这个“体”(Akata kalita)就是“胜义无自性”。“胜义无自性”就是不允许有什么的虚妄分别存在,化除掉由依他起的染净分别。认为把一切的分别心都丢弃之后,才有可能显现智慧中的“根本智”。
在中国佛学的发展过程中,安慧大师的路径被阻塞了的结果是,不但不能了解无著菩萨的法相唯识宗,而且也没有办法去谈弥勒菩萨的法相学。这就好像现代人在讲现象学的时候,把信仰问题括到现象的“括弧”里面去,现象学中的“括弧”是透过分析的心灵活动中产生,为了化除本质(reduce essence)。如果是这样,即使得到许多的本质(essence),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本质(essence)只好取消,没有着落。所以如果要讲现象学的话,一定还要再讲能所互涵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