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到印度求法、礼佛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形成一个高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为中国佛教的不断发展，二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三为此时的印度佛教发展也达到顶峰。并州作为唐代北都也不例外。并州籍僧人的西行求法、礼佛是并州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僧传的形式主要记载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五十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求法的游历、事迹，这五十七位僧人中便有三位并州籍僧人。

        道方师者，并州人也。出沙啧，到泥波罗。至大觉寺住，得为主人。经数年后，还向泥波罗，于今现在。既亏戒检，不习经书，年将老矣。

    关于道方师的记载非常简单，出行时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并没有记载，但他西行时间一定在641-691年之间。从这段记载来看，道方师西行走的是陆路。经过泥波罗(印度北部一国家)到达印度，数年后又返回泥波罗。这里的“大觉寺”汤用彤考证到:“距王舍城较近，释迎牟尼的成道之处，有释迎之真容，为众多求法僧人所必瞻礼之地”。“主人”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载“西域主人，稍难得也。若其得主，则众事皆同如也，为客但食而己”，从这段记载来看，主人则类似我们国家的常住僧。这说明当时道方生在西行以前在佛法修为上还是有一定高度的，否则在大觉寺不会有“得为主人”的待遇。

        道生法师，并州人。此人梵名被称为拚达罗提婆。贞观末年，从吐蕃路往游中国。到菩提寺，礼制底讫。在那烂陀寺，学为童子王，深所礼敬。复向此寺东行十二骚，有王寺，全是小乘，于其寺内停住多载，学小乘三藏精顺正理。多贵经像，言归本国，行至泥波罗，构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