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民族危亡的关头，宗果站在儒释相融的立场上，从大乘佛教“众生平等”、“普渡众生”精神出发，提出“忠义之心”说，要求禅僧们应与士大夫一样树立与时代相适应的“忠义之心”，并落实到“忠君忧国”、救世辅民的实践当中去。宗果这种忠君爱国之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如张九成承认，他之所以与宗果私交甚深，是因为对方“一死生穷物理。至于调镜好义，有士大夫难及者。”抗金名相张浚也曾如是说:“果有忠君爱物之志，非若声闻独觉之私，厌生死而乐寂灭也。是以浚与之游。”可见，宗果的忠君爱国精神得到了当时有志之士的广泛认可，正如张浚在为其所撰《塔铭》中说:“师虽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其论甚正确。……使为吾儒，岂不为名士?而其学佛亦卓然自立于当世。”
宗果禅学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不仅为当时禅林和儒家士大夫所认同，而且时隔几百年仍被后人所赞誉，成为后世富有民族正义感的禅僧和文人士大夫的旗帜。
南宋灭亡之际，临济名僧高峰原妙不仅在禅学思想上继承和发挥了宗果的看话禅思想，而且面对异族入侵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异族入侵时，他入天目山隐遁十五年，直至示寂，以示抗拒，“师于乃造岩西石洞，营小室如舟，纵以丈，衡半之，标以‘死关’。上溜下淖，风雨飘摇。绝给侍，屏服用;不澡身，不剃发:截瓮为档，并日一食，宴如也。”③并临终时作褐日:“来不入死关，去不出死关。铁蛇钻入海，撞倒须弥山。通过这些言行，可知他亦是一位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的禅师。
元朝释大新在其所撰《蒲室集》中称誉宗果“力低权臣，刚气不屈。”。
明时，“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不仅关心佛教命运，而且热衷于世事，颇有救世济民的抱负。他在《与汤义仍书》中说:“屡承公不见则己，见则必劝仆，须披发入山始妙。仆虽感公教爱，然谓公知仆，则似未尽也。大抵仆辈披发入山易，与世浮沉难。公以易者爱仆，不以难者爱仆，此公以姑息爱我，不以大德爱我。”这与大慧宗果的“忠义之心”相类，德清赞其“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
在禅学上，汉月法藏一系以大慧宗果禅学为标榜，不仅以看话禅接引弟子，而且注重与士大夫禅学的结合。更重要的是，此系“门多忠义，亦易为不喜者慎”，如清兵入关后，法藏弟子弘储⑨，每寄怀故国，思谋匡复，其挚友徐仿描述道:“吾师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闻乎?沧桑以来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临是讳，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可见他是一位坚决反清的志士，身在佛门而心系国事，因此，被赞“以为足比呆公，殆庶几焉”。
由此可见，宗果“忠义之心”的提出丰富了佛教教义，为其注入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禅僧的民族意识得到了保持和发扬。在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上，除了与世俗政治相妥协一面，还有在大慧宗果的号召下，通过禅学表达心迹，伸张民族正义，表现爱国热情的一面。就此而论，北宋以来，乃至今日，中国佛教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表现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也是与当年宗果等人所提倡“忠君爱国”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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