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尽管传入中国汉地具体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初传、发展、传播等阶段,包括早期佛教自西域率先传入中国北方的路线和时间,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后的中国佛教,学界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据《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被认为佛教正式入华之标志。迄今止,佛教在华传播己两千多年,历经南北朝初兴,隋唐鼎盛,到宋元渐衰。明朱元璋执政之后,对佛教加强管理,完善僧官制度,强化佛教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这一时期的佛教烙上了更浓的政治色彩,在削弱全国性佛教整体力量的同时,佛教的地区性力量借势得以强化。明代以后,作为佛教地区性代表的四川佛教开始逐渐在中国佛教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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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佛教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据明天启《成都府志》载:“成都万佛寺建于汉延熹二年”,《四川通志》载:“成都圣寿寺建于汉代”,包括清乾隆时期的《大邑县志》、清嘉庆时期的《四川通志》均载:“雾中山寺大邑县丛林,禅教之总持,肇自东汉永平十六年。”据此推测成都于汉代即有了佛教。另据近年出土文物考证,推测佛教入传四川不会晚于东汉末期。《高僧传》就曾记载:“法和以前,蜀中少闻佛法。”佛教传入蜀地的明确文字记载,尚能上溯到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即道安弟子法和入蜀,以及稍后的昙翼游蜀、慧持入蜀。
四川历来是中国佛教大省,在全国宗教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历代佛教界人才辈出,四川佛教曾几度成为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之一。隋唐佛法兴隆,成都一地有
著名高僧90余人,寺院30余座,为唐代成都佛教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隋末唐初,中原动乱加之蜀地山沃民丰、山水异人,使得大批僧人入川,连玄奖求学问疑也要到四川;唐代成都佛教繁兴,高僧辈出。传《三论》的有慧篙和他的徒众,传《涅架》的有善胃等人,传《法华》的有道基,传《般若》的有宾禅师,讲《诚实》的有玄续,讲《摄论》的有慧熙,讲《律学》的有道兴等。玄奖法师
于唐初来蓉学法,唐武德五年(622年),在成都龙渊寺受戒。由此可见,唐代佛教在蓉之弘扬,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64唐末宋始,因唐代玄宗、嘻宗二帝入蜀,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僧侣入川,使得四川佛法繁盛,盛况空前,成都佛事之繁盛扬名天下,苏东坡曾赞叹:“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我国第一部官刻本之汉文大藏经,因开雕于北宋开宝四年(971),故称为《开宝大藏经》(略称《开宝藏》),为有名的蜀藏。宋太祖命高品张从信去益州(四川成都)计划刻藏,经过十二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全部刻成,运到汁京(据说有十三万板),开中国汉译佛教典籍刻版印行之先河,以至于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便是成都出品的佛教经典。其后大量刻印的佛教书籍,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发展。从一点看,也足见成都乃至四川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