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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

来源:2021-06-09 12:21:05
    与上述否定式塑造形成对比的是肯定式塑造,这种肯定与前文所述宗教意义上的肯定有所不同,是作家作品基于现代人文诉求与意义建构而来,亦即将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如高尚人格、道德情操、人生智慧等纳入现代人格建构中,使之成为现代意义创构的有效组成部分或启示性资源,因此在根本上并非宗教性的。
    如鲁迅的杂文《晨凉漫记》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基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中国人格建构理想,赞扬佛教高僧法显、玄类等人的信仰意志和舍身求法,同时批判现代丑陋的“吃教”现象和国民劣根性,其意义在于吸收佛教人物的道德人格,为现代中国人自立自强提供资源支持和历史借鉴。在许地山的散文诗《七宝池上底乡思》中,少妇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但仍怀念家人且忧悲苦恼,惊动佛菩萨,作者塑造的“阿弥陀佛形象”则以慈悲与宽容态度让其回到人间,传达出作者对佛教现世生活关怀的批判性肯定,与作者的宗教文化立场也密切相关。另外,现代作家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士的游记文学传统,在动荡的现代中国社会,作家到青山碧水、寺庙禅堂间作短暂的精神调适,不仅是简单地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烦恼,而是有着寻求心灵栖居的终极关切意味,因此游记文学中对“佛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虽然不是信仰意义上的顶礼,但是明显有借取古典生命智慧开启现代人生道路的旨趣。如徐祖正在《山中杂记》中就表示出对佛教信仰的赞赏和期待:“毕竟径西师年纪还轻,随处有些棱角,时时有对我劝善说法的意思。我只赞他有志。我说新兴的中国本来百事待举。各宗教之复兴又正其时了。宗教界也缺乏真正的人才。西哲有言日:民族之觉醒须先有灵魂之觉醒。我说同一教主,我也理解释迩之慈悲,而又景爱耶稣之血性。”作者通过“佛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表达了对现代民族国家觉醒的信心,同时期待诸种宗教资源都能够为民族国家振兴提供支持,亦即现代意义上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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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

    对佛教深有好感的老舍,在散文《宗月大师》中塑造出乐善好施且出家修行的刘大叔即“宗月大师形象”,作者的塑造既饱含着对佛教人格与道德境界的赞赏崇敬,同时也表达出自身有所存疑的现代理性态度:“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所以,“宗月大师形象”不仅具有佛教意蕴,亦有现代道德重建意义上的批判性肯定旨趣。与此相类的是小说《四世同堂》中的明月和尚,他坚持出家人身份与信仰而不杀生,但又化缘供养钱默吟的生活且提供掩护,其实是间接地共同参与抗日救国,笔者直觉猜测明月和尚与宗月大师有相通性,而且钱默吟对明月和尚的评价和老舍对宗月大师的评价很相似:“是的,今天我没有,将来也不会,板依佛法;不过,明月和尚的确给了我好的影响。我很感激他!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立和平一一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结合小说鼓舞民族抗战、反思民族文化的主题,作者对“明月和尚形象”求同存异的肯定式塑造,实质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德重建与信仰生活提供内源性支持,与鲁迅杂文的旨趣近似。此外,陈浮(柯灵)、胡庆钧等所写的关于丰子恺先生的散文,也主要是在现代民族国家重建、人道主义精神发扬等积极入世的意义上肯定主人公的佛教信仰。
    “基督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与上述佛教方面有极为相似的导向。如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通过塑造被杀害的“耶稣形象”,将宗教意义上的先知之牺牲精神和痛苦体验转化为当时因启蒙理想而来的现实人生体验,其实是在现代文化启蒙和意义重构的层面肯定耶稣人格对知识分子的支援价值。①碧野的小说《被凌辱了的十字架》塑造出“伊兰神父形象”,他为保护教堂收容的中国难民而被日军暗杀,小说基本没有凸显神父的宗教内涵,而是强调其言行的爱国意义与牺牲精神,结尾抒情更将其道德境界与民族国家抗战主题紧密相连:“伊兰,你为中华民族的被残害而燃起了人道的救助心。可是你被狂暴的大和刽子手谋杀了!你圣洁的灵魂飞回你故园了么?你荷兰滨的风车将为你而呜咽,瓦尔河将为你而流泪!伊兰,今天我来凭吊你,我听见黄河的流水在痛哭。伊兰,安息吧,在今朝,中华的子民们将为你复仇!听见了吗?中条山又腾起了雷鸣般的喊杀声!”“伊兰神父形象”的宗教人格意义从相对超越的终极关切层面转化到现实社会层面的民族抗战中,是在民族国家现代性意义上对基督教的肯定。
    此外,范长江的报告文学《中国的西北角》也从现代立场对民族宗教予以肯定:“如果说宗教是一种道德的和教育的作用,倒还可以说通;如果说只要信仰了什么宗教,那里就有人引渡你到另一个安乐世界,似乎太难令人相信。”循此基调,作者描述回族伊斯兰教徒的聚会仪式:“我看不到有一个人在指挥他们,而他们老老少少的自动向西方坐成很整齐的行列。一种庄严的伟大印象,透入每个参观者之心中。”此处并非表达对宗教信仰价值的认同,而是对信仰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的赞许,而后者可以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层面的支持。
    总体而言,现代作家基于文化批判立场对“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不多,集中体现为宗教精神和宗教人格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支持、对现代民族国家独立精神的支援、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启示三个方面。同时要指出,道德建设的根本导向具有终极关切的意味,因为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就以道德为本位。尽管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并不显著,也没有获得宗教信仰那般稳健的成绩,但这是由现代化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式塑造已经在积极回应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复兴,探索具有本土特色和世界眼光的“新宗教信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