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在社会文化上掀起的高潮己经渐渐退去，但它的余温依然传递到白银时代众多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上。新千年的仿徨、新旧思想的冲突似乎愈演愈烈，如何找寻俄罗斯自己的发展道路，如何在这个农奴制残存的国家肯定个体价值，是此时许多思想家集中探讨的问题。

    无疑，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罗赞诺夫，而且对他来说变得更加直接和迫切。作为白银时代著名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妻子，同时也是俄罗斯早期象征主义文学流派代表人物的吉皮乌斯，与罗赞诺夫的相交甚密。在她的回忆录中，把罗赞诺夫比作“难得的财富”，初次相见的罗赞诺夫就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貌不扬，中等个，肩膀有点宽，戴眼镜，清瘦，总是忙来忙去，不知是腼腆呢，还是大胆。说话很快，很流利，声音不大，样子很特别，好像无论说什么，都带有一层隐秘的色彩。”①在吉皮乌斯的眼中，腼腆与大胆正是罗赞诺夫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而他的这种个性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其以“性”为核心的聚合性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