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宗教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及学界理论与实践探讨的前沿,旨在探索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积极促进宗教和谐的方向和思路。“宗教生态论”探讨宗教间互动、制约关系,引发关于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原因、民间信仰与之制衡关系、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等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全球化视野下,“宗教对话”成为处理世界宗教关系的基本主张。全球责任成为不同宗教间对话的基础和出发点。中外学界主要用宗教排他论、宗教兼并论、宗教多元论来概括三种宗教对话模式。张志刚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宗教兼容论及宗教实践论模式。。约翰·希克(John Harwood Hick)的宗教多元论极大影响了中国宗教学、宗教哲学研究走向,对探索中国宗教多元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中国宗教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以王志成、张志刚为代表,国内一大批学者对其思想进行研究,并以之探讨中国宗教理论及现实问题。牟钟鉴提出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上海墓地,华南陵园,

如今,随着中国特色宗教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中国学界在以传统中心区域、五大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边缘区域、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挖掘中国多元宗教资源。以牟钟鉴为代表,倡导构建民族宗教学,以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为主轴,以“族教和谐,多元互补”为核心理念,着力探讨不同宗教在不同民族生存发展、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宗教在多民族国家内和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两大问题。
按照宗教多元论研究进路,学界对云南、青海、新疆、贵州、甘肃、福建等地多元宗教共处现状、多元宗教与社会和谐关系、多元宗教与边疆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是关于多元宗教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尚不多。仅鄂崇荣对青海道教在传播发展中与其他宗教的互动⑩以及青海佛教文化与多民族民间信仰间的互动与共融进行了研究。有一些学者从民族走廊理论视角对我国三大民族走廊多元宗教现象进行研究。如,崔明通过研究西北民族走廊多元宗教生态,提出多元民族宗教在这里形成了类自然生态系统,成为保持民族关系稳定的物理机制结构,降低了产生民族矛盾风险。张泽洪借助人类学文化圈理论,分析梅山教文化圈与南岭走廊关系及南岭走廊各族群梅山教信仰的考察,提出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有着广阔地域和多元族群影响的梅山教最具典型性。在三大民族走廊中,关于藏彝走廊多元宗教的研究最多,尤其是关于走廊西部多元宗教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云南经验”得到学者最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其中,张桥贵、孙浩然对云南和谐宗教关系进行社会学考察,认为经济依赖、族际婚、宗教势力均衡是云南多宗教和谐共处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宗教和谐学’,构想,富有重要理论价值。但是,深人探讨各宗教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尚不多。主要有:高志英考察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多元宗教碰撞、冲突、和睦并存历史过程,提出宗教认同在不同场景中不断重塑,韩军学对云南多元宗教互动类型与基本模式进行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藏彝走廊西部、南部多元宗教的研究较多,而对东缘的宗教问题依然关注不够。藏彝走廊东缘(行政区划上主要含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凉山彝族自治州等)涉及全国第二大藏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以及主要的羌族聚居区,涵盖四川省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区域,为汉族与藏、羌、彝、回等民族的分界线和文化结合带。在此区域,民族宗教紧密交织,具有多个宗教和谐共存的历史积淀,宗教互动关系对该区域主要宗教或派别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均有重要影响,其多形态宗教关系极具典型研究价值。但目前对其多元宗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和挖掘还不够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