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是由歌师、孝家和孝家亲朋好友三方参与的人生仪式,本质上这三方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歌师群体:另一个是由孝家及其亲朋好友组成的村落群体。在《黑暗传》的演唱过程中,歌师群体和村落群体分别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歌师群体是《黑暗传》的表演者,而村落群体是歌师演唱的受众。对这两者而言,在丧礼上演唱《黑暗传》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民间歌师是《黑暗传》的演唱者,他们在丧葬仪式上演唱《黑暗传》.一方面来说,丧葬仪式是《黑暗传》的演唱空间,是《黑暗传》活态传承的场所。另一方面丧葬仪式是也歌师学习《黑暗传》并进行演唱练习的场所。许多民俗文化事象就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实现传承,《黑暗传》也不例外,丧礼就是《黑暗传》进行文化传承的场所。在一些资历深、辈分高的民间歌师演唱《黑暗传》时,其他的民间歌师必定会耳濡目染,渐渐能够熟记一些《黑暗传》的唱词。但是由于《黑暗传》篇幅太长,而且历代《黑暗传》传承中一直是由歌师个人占有,从不轻易示人,所以民间歌师要通过拜师等方式方能获得《黑暗传》唱本。只有掌握了准确唱腔和唱法的歌师才是优秀的歌师,而歌师在掌握《黑暗传》唱本后,丧葬仪式就是民间歌师学习《黑暗传》的场所。民间歌师可以在丧礼上聆听其他优秀歌师演唱《黑暗传》的节奏和韵律,也可以向其他歌师学唱并得到其他歌师的指点,歌师通过丧礼上的学习和试唱得以完整熟练地演唱《黑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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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师的传承功能既有面向孝家及其亲友的公共传承功能,也具有职业传承的内部功能,公共传承功能是显性的,内部传承功能是隐性的.
村落群体是《黑暗传》的潜在受众,只要有丧葬仪式举行,参加丧礼的孝家和孝家的亲朋好友就有可能听到《黑暗传》的演唱并与民间歌师进行交流。村落群体是民间歌师在《黑暗传》演唱过程的信息接收者,通过歌师演唱《黑暗传》,普通群众能够了解到一些的古老神话传说,同时也能够使群众对《黑暗传》有一些基本的文化认同。但村落群体并不仅仅是《黑暗传》的受众,有时他们也可能从简单的受众向《黑暗传》传承者的转化。民间歌师也来自于村落群体,当普通群众在丧礼上接触到《黑暗传》并聆听《黑暗传》的演唱,那些对民间文艺感兴趣的民众可能会对《黑暗传》产生兴趣,从而学唱《黑暗传》并成为传承《黑暗传》的歌师。
孝家除了作为《黑暗传》的受众外,孝家的个人选择或多或少也制约着《黑暗传》能否被有效传唱。孝家的经济实力对《黑暗传》演唱会产生较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民间歌师为孝家打丧鼓能够获取额外的经济收入,除了为人情关系自发参加打丧鼓外,民间歌师去打丧鼓必须获得一定的报酬,这些报酬成为歌师家庭收入的一个来源。保康县一个《黑暗传》手抄本的封面就写有“此书名黑暗,看得好赚饭,锣鼓打得好,只求工客看。”群众依习惯请歌师唱孝歌,歌师去打丧鼓是他们之间达成双方都能获益的交易。而演唱《黑暗传》对民间歌师而言既是一次自身能力的展示同时也是比拼自身演唱技艺的机会,参加的歌师少则两人,多则数十人。而过多的歌师参加就意味着孝家必须付出多份报酬。家庭较为富裕的百姓为了丧礼热闹,体现自己的孝道,就会请到更多的歌师来打丧鼓。而一些经济条件较弱的家庭就会慎重考虑歌师的数量。保康县一位民间歌师陈长维在被邀请到当地一户人家打丧鼓时,这位歌师就想组个班子去演唱《黑暗传》,但由于这个班子人数较多、需支付的费用大,因此被孝家拒绝。
随着《黑暗传》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府的力量也介入了《黑暗传》的传承中来,只要哪里有丧礼,保康县文化馆知道后就会组织几个歌师去孝家演唱《黑暗传》。许多普通群众对这个举措并不认同,他们拒绝歌师去自家丧礼上演唱《黑暗传》.
“像农村里哪儿死了人了,需要打丧鼓的话,就通知他们(指县文化馆),他们来组织一班人唱那个《黑暗传》,但是咱们地方上没得人能接受这个事,你想这个丧葬人家,这个家属他们不同意,对组织唱这个不同意。他们(指县文化馆)是组织我们去唱,比如说,在我们当地出了丧葬事,丧事,就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直接到这儿来,组织我们哪几个去唱《黑暗传》,但是他们通知来了之后,地方的人不认同,不接受,这也不知道有啥忌讳的,这有几家子,像山里,都是我们村边的,家里有丧事,我们问需不需要通知一下县文化馆的人来组织唱《黑暗传》,他们不愿意,不接受.”。
政府组织民间歌师在丧礼上演唱《黑暗传》是为保护《黑暗传》传承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提倡和推广,但对孝家而言,政府此种举动介入了他们正常的丧事活动,也是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干预,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尊重普通民众的意愿,不可带有强制性。
村落群体是《黑暗传》传承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村落群体中的孝家为《黑暗传》的传唱提供了丧礼这个文化空间,村落群体为举行丧礼而邀请民间歌师唱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可以说是歌师学唱《黑暗传》的一个直接动力。而且村落群体是歌师演唱《黑暗传》的受众,通过歌师的唱,他们对《黑暗传》也有了一定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