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上层统治者中厚葬风气大盛,“王公大人有丧者,日棺撑必重,葬埋必厚.”((墨子》卷六《节葬下第二十五》)“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巩比乎身“一又必多屋幕,鼎鼓几挺壶滥,戈剑羽旎齿革,寝而埋之·一日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墨子》卷六《节葬下二十五》)统治者“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即,使“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墨子》卷一《七患第五》)所以,墨子认为厚葬危害极大,统治者要安国利民,就必须“节丧之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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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薄葬观是复古意识萌动下的产物。墨子生活的时代,原始时代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作为小生产者哲学代表的墨子对自己生活时代感到困惑不解乃至强烈的不满,他们幻想回到远古时代那种平等、宁静、素朴的社会环境中去。于是传说中的先王薄葬时代也就成为墨家追逐的理想。墨子认为“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日衣三领,是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于泉”—死者即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墨子》卷六《节用中第二十一》)尧、禹等人,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优财用之不足哉斤,但都实行了薄葬,因为他们认为薄葬才是正当可行的“葬埋之法气
墨子把节葬作为一种规则正式提出,希望天下的人都去遵守它。墨子哲学带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排它倾向,它明确地告诫人们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因此受到哲人们的猛烈抨击,纷纷认为它“检而难遵”。其次,先秦时代,厚葬习俗已成为社拿主导风气,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它的形成与产生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先秦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从理论上认清厚葬危害的程度,所以要想扭转一代世风,并非易事。墨家在创造薄葬理论的同时就为这一理论树了一个劲敌,这就是它的明鬼说。
厚葬意识的产生除了政治、经济诸因素之外,从思想根源上说主要有两点,一是灵魂有知。灵魂有知,厚葬才有意义。人们不惜重金去换得死后的富足与安宁,生者无愧,死者欣慰,这种厚葬心理带有主动性;二是出于对死者的惧怕心理,人们相信死人的灵魂是难解的谜,生前和蔼可亲的人死后变得残忍、凶暴,化成恶鬼,危害人类。所以厚葬往往又带有俱怕死者,讨好死者的意味。这种厚葬心理则带有被迫性。墨子明鬼说恰好是为这两种厚葬今理提供理论依据,这就使得墨家的薄葬观陷于不可解拔的矛盾之中。墨家薄葬理论的困惑直到东汉时才由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解开。王充发现了墨家理论的荒谬所在,他在《论衡·薄葬篇》中这样写道“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何其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最后,王充对墨子明鬼与薄葬井论的评价是“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