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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自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播基督教,同时就展开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调查和研究。牟钟鉴教授《试论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对民族和宗教进行了阐述,民族是社会人群中特定的集合体,属于社会实体范畴。宗教是社会人群的思想信仰,属于社会精神文化的范畴。...
法国宗教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集体意识是指一般的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和信仰的总和:“集体意识根本不同于个人意识,它具有社会强制性,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反复感知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的东西,个体从生命开始就受到它的控制”。沪沽湖大落水村的摩梭社区是以血缘或地缘关系构成,家族的利益严格规范个人的精神需要,每个摩梭人只能在集体中感受生活,创造生命价值。如果某个一单个的人把自己的生理或精神的需要置于族群和集体的利益之上,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带来个人的焦虑和族群之间的排斥,在亡灵观上的体现即对各种轻生者灵魂的恐惧等观念。...
在摩梭人的灵魂观念里,逝者要回归故里要经过重重关卡,通过荆棘丛生的路程才能与天上的祖先团聚,灵魂得到安息。因此,在摩梭社区的整个丧葬仪式中,原始宗教巫师达巴要把亡灵当作一个现世的人一般,不断交代和叮嘱逝者回到祖先之地的路线,怕其挨饿、迷路,不能顺利魂归故里。...
集体记忆是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近年来探讨的重要概念。王明坷把集体记忆问题研究者的主要论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第二,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第三,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第四,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譬如:以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而言,祭祀死者的仪式(一种集体记忆媒介及活动),使家庭成员得以定期拉近对逐渐淡忘的亲属记忆,来强固家庭的凝聚于连续意识。集体记忆有多种表现方式,神话传说即是其中之一。神话产生于人类最初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的先民在原始思维即原逻辑思维的支配下对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作的形象解释。...
本节主要以基层社神信仰圈和跨地域的人神信仰为例,对民间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秦汉时期的里社制度为基层社神信仰圈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基层的社祭活动是集体参与的,它不仅包括里中之普通民众,还包括里正、父老等社会基层管理人员,亦包括专门从事巫业的祝这一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联系的媒介。...
汉初名将栗布,据《史记·季布栗布列传》l!)《汉书·季布栗布田叔传》e}载:他出生于梁,曾赁佣于齐,为酒人保;不久为奴于燕,曾为燕王减茶之将;后又被梁王彭越赎以为梁大夫,使于齐;因收祠彭越头而被抓,又被刘邦拜为都尉;孝文时又位居燕相、将军;吴、楚反时,以功封为郁侯。复为燕相的栗布,曾一度被燕、齐之间的百姓立为神,号曰栗公社。 ...
人是文化的产物,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因此,丧葬仪式不仅仅客观地为人们提供了一次群体聚会的平台,更通过各种礼节,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起到一种教化与规范的目的,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丧葬礼是集体性的告别仪式,本身就是一次社会集合的时机。由于它的不可复制性,所有与逝者具有血缘、地缘、业缘或其他较为亲密关系的人都会尽可能地赶来参加仪式。而这也从侧面促进了人们的接触与交流,拉近了亲族、邻里、乡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较大的推动意义。...
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里,就成员个体而言,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民族形成并走向稳定后的时期里可以很轻易地摒弃或更换;但那种根深蒂固的在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却很难在短期内有所转变。也就是说,共同的生活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民众普遍心理对于民族认同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而这种潜藏于骨血之中的复杂心理,却可以在人们的日常民俗中得到最为真实的体现。...
此种执法困境主要是指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执法过程中目标出现了偏差。作为目标的火葬越来越被边缘化,反而火化成为执法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墓危机与二次土葬似乎有些类似,但其实不然。虽然二者中尸体都是经过火化后,再将骨灰安葬;但是二者将骨灰安葬的方式却不同。在公墓危机中,骨灰是被安葬到国家允许的公墓当中,具有合法性;而在二次土葬中,骨灰则按照传统习俗进行土葬,己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火化成为应付殡葬管理体制的手段,演绎成传统土葬的起点,即二次土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