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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与宗教的互动 民族与宗教处于互动之中,这种互动过程体现了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民族与宗教相辅相成,没有形成所依托的宗教,就没有该民族今天的发展。宗教特征与民族特征往往交织在一起。(高永久,2009)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民族社会生产水平、思维方式等的进步而产生。如上所述的婚姻习俗“尼卡”,葬礼的土葬和速葬,均以伊斯兰教教义为范本。伊斯兰教信仰己经渗透到世俗生活中,宗教信仰的很多内容逐渐成为民族习惯,宗教的节日也成为民族的节日。因此,维吾尔族特点实际上很多都是伊斯兰教的特点。反而言之,民族对宗教也表现出极强的选择性,主要表现为:接纳、融合或者抗拒。伊斯兰教最终在维吾尔族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源远流长,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符合维吾尔族的需要,丰富民族信仰,完善文化体系。...
维吾尔族的习俗中积淀着丰富多元的宗教文化,古老习俗与伊斯兰教文化结合,使得维吾尔族习俗有着丰富多彩的体现形式。维吾尔族的人生礼仪与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就以婚姻及丧葬习俗为例说明。...
《后汉书·第五伦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加之孙吴统治阶层的推崇,孙吴时期的东南地区成为各种神巫会聚之地,巫现之风大盛,并影响着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的发展。因巫现具有通神法术,对孙氏政权上至军事政治决策下至饮食起居都产生很大影响,墓家之间,葬埋发丧,常常是他们施展法力的重要场所。...
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代表人物博厄斯认为“一个仪式就是一个神话的表演”。在整个麻山次方言区,该支系苗族的丧葬仪式基本上是围绕神话中的祖先《亚鲁王》来展开的。从仪式一开始,巫师就“交代”死者: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生活是“亚鲁”带我们来的,你要跟随“亚鲁”回到祖先的故地去。...
仪式作为一种由文化建构起来经过传统方式来维持的象征性交流,它不仅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予以举行的“程序化”行为的表演,而且也是宗教的神圣化实践。因此,在四大寨苗族丧葬仪式活动的“文化模式”里,许多用来表示始祖英雄“亚鲁王”和他的子孙为苗族开疆拓土时的象征性符号就十分明显。如盖在死者面部上的“太阳旗”,丧葬仪式活动中的弓箭、梭镖、战争中用来与敌人相互拼杀的环手长刀等等,这些都是在古代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战斗武器;又如稻谷谷穗、五谷粮种、食盐、米酒、糯米饭、干鱼等等,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再如在仪式上将砍杀的战马作为牺牲用来祭祀死者,这象征着马到了“阴间”不仅能够充当“运输”工具,而且还可以作为“战马”使用。...
四大寨苗族的“做客”仪式分别由六个具有程式化的有序性部分所组成: 一是请祖先仪式。“做客”的这天上午九点左右,在客人到来前,死者家属要在门外安放一张方桌,桌面上摆设的物品有:五到七个装有酒的碗(出殡后有牛杀的摆七个碗、没有牛杀的摆五个碗;用一只竹签把一条有手拇指大的干鱼竖穿起来插在一个装有三块切割成长方形的水豆腐之上这条竹签穿的鱼有时也另外横放在一个单独的碗必;一把糯谷穗;用一个竹筐装的糯米饭;两包备用来招待客人的香烟;四串裹紧未曾打开的备用鞭炮等祭品;桌上还另外放有一大壶酒作为在祭祀时方便不断增补用。...
山东的圣城曲阜,作为懦家文化的发源地,对十原始礼俗有着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影响至今。懦家所倡导的丧葬礼,是我国古代所有礼仪中历史最悠久、礼节最复杂的一种,所以自古以来存在“礼莫重十丧”的说法。...
中国的“死亡文化”是儒家仁学道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我国原有的丧礼为表致哀;祭礼为表致敬,并有“不忘”“报德”的涵义,后渗入了佛教的果报,道教的鬼神来世观念,与原有的“不忘”“报德”思想融合,行成了中国以孝为中心的丧葬礼俗。...
死亡是人生的重点,中国传统奉行“事死如生”、“慎终追远”的价值观,因此,在中国古代礼仪中,丧礼是极其讲究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服丧礼仪,往往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格的重要标准。丧服从重到轻,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细麻五种,合称五服。不同丧服穿着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其中时间最长是斩衰,期限三年。中国的丧服避精细,趋粗疏;忌华丽,尚编素。到了近现代的时候,中国的丧葬习俗受到西方的影响,丧服有了很大改变。通常是在告别死者、悼念亡魂时,左胸别一朵小黄花,左臂围一块黑纱。有些妇女在亲人离世后在发际插一朵白绒花。这些象征的志哀方式,比起古代丧服要大大简化了。...
凉山彝族认为有儿孙,年事已高、寿终正寝的老人自然去世如山里竹笋脱壳,地里菜叶枯黄,应以喜代丧,用一种祝福、平静的心态,在热闹、祥和、集体欢聚的气氛中送走,不宜泪眼惺怯,沉浸在悲痛之中。彝语把请亲朋好友去参加老人的丧事,称为“阿谱阿妈择搁博”,意思是在于去送别老人,而不在于去哀悼。...